当初因为几例极端的恶性事故而罔顾必要性与可行性，在民意的挟持下草率修法，增设罪名，如今面临立法与司法的严重错位，如此尴尬的司法乱象，似乎也只能用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来解释了。

张培鸿律师指出，最近几年的立法，逐渐有功利化的倾向，暴露出立法者的一种火山口心态：在我之后，哪管它洪水滔天。而情绪激动的民众，一次次地为他们推波助澜，使得本来已经非常狂躁的社会，越来越癫狂。

执法争论

虽然社会各界对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军的讲话以及日后推出的解释颇有异议，但一些相关人士也指出醉驾无条件入刑确实存在问题。高法的做法有点“拨乱反正”的味道。

吴清旺律师指出无条件入刑是值得商榷的。“毕竟违法和犯罪是有距离的，尤其是刑罚只能针对严重违法的行为，若针对所有醉酒驾车者无论开多远，无论是否有事故，无论是否何种情境下，一律判刑，不符合刑罚的基本原理，应当辅之以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刑法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刘仁文指出，从现实中反馈回来的信息表明，如果不加区别地一律入刑，不仅在某些案件中显得过于严苛，而且也将使公安司法机关不堪重负，从成本－收益的观点来看也是值得深思的。

执法出现这个困局，其实根子还是来源于立法。“我曾经在立法征求意见时针对该罪提出过几点建议：一是要考虑情节，二是要将处罚后果中‘拘役并处罚金’改为‘罚金或者拘役’。台湾醉驾也入刑，但初犯一般罚金，或者罚做公益劳动，再犯才处剥夺自由刑。我们一上来就并处，刑罚偏重，没有退路，于是只好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去找出口。”

但对什么样的情形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法律界人士似乎也莫衷一是。著名律师斯伟江（微博）认为，除非在沙漠、草原等人迹罕至的地方醉驾，不至于造成潜在的人身财产伤害，属于情节轻微的极端案例，其他但凡在公路上发生的醉驾行为，都应该入刑。

著名刑法专家、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高铭暄则认为，什么情况下属于“情节轻微”并不好判定。如果都由法官来判定情节严重还是轻微，其裁量权也显太大。如果醉驾入罪不以酒精量为唯一的判定标准，应该要有正式的司法解释。

中国法律在实施中，最被诟病的一点恰恰就是自由裁量权过大。公众最讨厌、最害怕的就是，法律被权力、官职、金钱、人情扭曲。只要醉酒驾驶就是犯罪，这条规则简单明确，一旦被加上了“情节显著轻微”，也就留下了寻租操弄的空间。立法与司法衔接中的漏洞，到底该由谁来弥补呢？现在的情形是公众迷惑不解，忧虑重重，一线的交警和后方的法官、检察官也感到迷惑了——碰见醉驾到底该如何处理，或者是处理到什么程度？

不过从目前媒体曝光的情形来看，不管“醉驾入刑”如何执行争议重重，客观上还是起到了相当的震慑作用。

据公安部交管局的统计，5月1日至5月15日，全国共查处醉酒驾驶2038起，较去年同期下降35%，日均查处136起，较去年全年日均查处数下降43%。全国因醉酒驾驶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和受伤人数同比分别下降37.8%和11.1%。

不仅醉驾数量大减，各地酒后驾车的数量也大大减少。从各个地区来看，5月1日至15日，北京共查处酒后驾驶505起，较去年同期下降了82.2%；浙江共查处酒后驾驶1100起，较去年同期下降了77.2%；山西共查处酒后驾驶205起，较去年同期下降了26.8%；上海共查处酒后驾驶665起，较去年同期下降了55.8%。

虽然如此，醉酒入刑者仍然层出不穷。历史悠久的酒桌习俗不可能一夜之间被彻底改变，加上当事者的侥幸心理，以及中国万能关系概念根深蒂固，根除酒驾、醉驾恶果不可能靠一朝一夕的集中整治、运动执法，这种改变需要一种坚持，需要对生命发自内心的尊重，需要一种最最基本的道德修炼和一种长期坚持的严格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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