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到了《大武生》上映时，会不会有人因为觉得高晓松还不错，于是掏钱买票看电影呢？如果这样，这个热血中年，桀骜不驯于微胖界，敢说敢言却也有时胡说八道，时而真性情，时而真自我的高晓松在狱里也应该笑了。

他说他浮躁，就我的观察，我觉得浮躁说不上，有才华的人，自负是有一些的。这一次呢，他终于把电影拍完了，很high，很高兴，喝多了点，也是人之常情。当然，他最大的错误是不应该在喝高的情况下继续开车。

记者/何映宇

没有Yes，只有No！

饭局上的high劲还没散尽，杯具之水就已经一盆浇在高晓松的头上。酒驾入刑新规定出台不久，高晓松一头撞在枪口上，要怪天意弄人还是酒精作祟？

杯中窥人，难免妖魔化高晓松。但是，法律不可因人而异，音乐自有音乐的逻辑，两者既不矛盾，也不冲突，而人，总是多面的。

老狼与高晓松的恩恩怨怨

1988年，高晓松从北京四中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雷达专业。家族中多位亲戚都是物理学界重要权威，高晓松继承衣钵，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偏偏，高晓松注定是一个音乐虫子，在清华的草坪上，抱一把吉他，对着夕阳西下和几瓶啤酒，个把女生，唱出心中的歌。

1990年，高晓松在清华大学组成了青铜器乐队，缺一个主唱，有人跟他说起了这样一个奇怪的名字：“老狼”。

老狼，原名王阳，1968年出生于北京一个音乐世家，高考时报考的是哈尔滨工业大学，但是因为家长舍不得孩子离开身边，最后以560分的有史以来最高分转入北京联合大学，学理科，比第二名高了整整260分。

可是，之后的大学生活却是悲喜两重天：“每回考试，厚厚两大本书，全晕菜。”喜的是，至少还有音乐可以慰藉这个无法融入理科男的文艺男的心灵。宿命般的，晕晕乎乎进入联大的王阳同学迷上了音乐。大三的时候，他先结识了北京工业大学1986级建筑系女生、80年代末90年代初“校园民谣运动”中坚人物金立(《校园民谣》一至三辑中都收录其作词作曲多首重要作品)，金立跟老狼说，清华有个叫高晓松的，正在玩乐队，缺个主唱，这么着，老狼遇上高晓松，多少青春无悔淡淡忧伤的校园民谣，就这样开满了山冈。

不过刚开始的时候，还是重金属，老狼主唱、高晓松打鼓，成员还有戴涛、蒋涛、许宁丰、赵伟等。下午没课的时候，老狼从南苑机场附近骑自行车到“人定湖”边高晓松家集合，然后奔赴青年公园里一家歌厅排练，很快就小有名气，还曾经和黑豹、唐朝乐队同台演出。那是个长发飘飘撕心裂肺，不飙高音不high的理想年代，摇滚风行一时：“当时摇滚乐还是处于地下状态，1989年到1992年，我们当时参加了北京很多地下的摇滚party，那时演出来的观众很少，只有一些外国人，还有本土的一些摇滚爱好者。相对来说每回做摇滚演出观众基本上都是这些人。当时在北京的马克西姆餐厅，还有北京东郊的一个外交人员俱乐部，是一个半地下的地下室，也就能容纳两三百人。那时侯大家玩摇滚乐挺开心的。”

高晓松也走了几次穴，没挣着什么钱，但是心已散，雷达这活计看来绝非高晓松的菜，索性，直接玩失踪，他的说法是：“其实是连退学手续都没办，直接就没再回学校了。”

退学后，高晓松想过拍电影，他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预备班学习电影，后进入亚洲电视艺术中心任实习编导及编导，拍摄了大量的广告片，已经赚了不少钱。命运注定了他首先要成为一名成功的音乐人，1993年，香港音乐人刘卓辉投资创立的大地唱片在北京落户，当大地唱片的黄小茂经沈庆(另一位校园民谣的关键人物)介绍找到高晓松时，高晓松答应了黄小茂的邀请，加盟大地，而此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几个老哥们，比如：老狼。

老狼虽然没退学，但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毕业后在北京一家工业自动化设计公司做电脑工程师，朝九晚五按部就班。这肯定不是老狼想要的生活，所以高晓松找到他时也是一拍即合，做出了人生最重要的决定：辞职，唱歌。

高晓松说他上学的时候特别瘦，现在看不出来，膨胀了。

24岁，少年成名，老狼和高晓松，两个旁人看来亲密无间的死党，也曾因为成名后的膨胀而分道扬镳。高晓松说那时候，颁奖，如果是第二，就不去，膨胀得一塌糊涂。裂痕不可避免地在两个膨胀的人中间产生，录老狼首张个人专辑的时候，两个人甚至大打出手。其实都是音乐上的分歧，高晓松站在黄小茂一边，老狼心里就不痛快。在一个古城堡西边门酒馆里面，可能也喝了几盅酒，谈得不入港，老狼就用椅子打高晓松。虽然都为了音乐，无关感情或其他，但是两人都以腕的感觉来对待对方让对方受不了。高晓松回忆起那段日子时说：“首先是我膨胀，我容不下任何人，我觉得我好极了。后来弄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在于老狼膨胀之后，我批评批评他，他有点那种觉得自己什么音乐都可以做，有很多虚荣心，尤其在1995、1996年的时候，我们这个行业刚兴旺起来，特别乱七八糟的声音特别多，我们俩为这事吵了无数次，这种流派的，这个高级那个低级，现在没有这种说法了，那个时候他就觉得我们这种音乐不够高级，要摇滚的，我们俩为这事打起来好多次。”

这可能就是老狼在《校园民谣I》和首张专辑《恋恋风尘》都大获成功之后，迟迟未能乘胜追击推出第二张专辑的一个幕后原因，之后，他们日渐疏远，直到1998年年底，两人重逢，见了面，拿一杯酒，一笑泯恩仇。

宋柯：高晓松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

“当然，作为他的好友，我很关注这个事，也看了庭审。”太合麦田总经理宋柯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宋柯和高晓松也是十多年的老哥们了。他眼中的高晓松“是一个很有才华很有趣的人。才华横溢，也很真诚，是个很好的朋友”。在宋柯的印象中，高晓松知识非常渊博、反应特快、特聪明，好像什么方面的知识他都有，看问题的方式又很独特。所以他们不论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都是非常好的合作伙伴，“高晓松可以算是我的智库吧”。

酒驾事件发生后，宋柯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感到很吃惊。因为他觉得自己应该算是和高晓松一起喝酒多的人吧，可真是没发现他有酒后驾车这样的习惯问题。

他们有时候晚上也会在酒吧里聚一下。他印象中的高晓松酒量不错，他想那次应该是喝high了吧？虽然他当时并不在场，所以也不知道，是不是有很多人劝他喝酒。

喝酒虽然尽兴，但是宋柯并不觉得高晓松是个不负责任的男人，恰恰相反：“就我对他的了解，他对工作、老婆孩子都是个负责人的人。这事其实挺偶然的，之前他不怎么酒驾，要是喝了酒，就找一个代驾，或者找出租司机帮他开车，从行为习惯来说，他并不是一个经常酒驾的人。那天的情况，我觉得啊，还是他酒喝多了，正如他在法庭上所说的那样，酒劲一上来，什么也没顾上，就开了车走了。反正如果我在的话，肯定不会让他开这个车。”

高晓松酒驾入狱之后，真诚的忏悔得到了很多网民的支持，宋柯也觉得在这次危机中，高晓松的处理比较得当：“犯错误得担当吧，他首先是忏悔，然后积极赔偿，就这一点说，他做得不错，这是其一。第二，大家这么关注这件事，对酒驾的危害性和代价有了比较好的了解，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事儿。高晓松的事也提醒了大家，如果你喝了酒，没有司机的话自己就不要开车，如果非得开车的话就找个代驾。酒驾之前就有这样的风气，高晓松在个人陈述时谈到了除了酒驾之外他自己的一些问题。第三，比如说他说自己长期以来比较浮躁、比较自负，我觉得这种自省是很好的完善人生的办法，把坏事变好事。我觉得这些都是积极的方面。可能个人性格所致，所以我看事情会看得比较积极。虽然对个人来说，这是个大错误，但是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何尝没有它好的一面呢？”

高晓松和老狼因为膨胀分道扬镳，那可能是青春期必须要经历的一段歧路，宋柯发现，高晓松这些年变了很多，比以前内敛了很多，到了不惑之年，人的心境和心态都会发生一些变化。十多年一路走来，宋柯也很感慨：“他说他浮躁，就我的观察，我觉得浮躁说不上，有才华的人，自负是有一些的。这一次呢，他终于把电影拍完了，很high，很高兴，喝多了点，也是人之常情。当然，他最大的错误是不应该在喝高的情况下继续开车。我是他多年的朋友，特别了解他，也觉得他是个特别有趣的人。真诚还有趣，这样的朋友其实并不多。酒驾肯定是很大的错误，但是作为朋友，我想，我还是能理解他当时的情形。所以，我还是把他作为挚友来看待的。”

这个负责任的男人、一个有担当而且可以成为挚友的男人，出狱之后，是痛改前非还是说过算过？时间，将会证明一切。

5月1日，“醉驾入刑”正式实施。

5月17日，撞在“枪口上”的高晓松因酒驾撞车被判处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人民币，成为“醉驾入刑”实施以来国内首例最高量刑的判决。人们在赞赏高晓松有担当的同时，仍然对醉驾如何入刑，量刑尺度如何把握心存疑虑。

事实上，在酒文化源远流长的中国，从立法开始，醉驾入刑就一直伴随着巨大的争议。眼下，这场由立法开始的争议已经转变成为执法争论。高晓松的“醉驾入刑”并没有解决相关法律条文在实施之时可能遭遇的尴尬——如何才算“显著轻微情节”？何时可以“依法变更强制措施”？在最高法院没有推出“指导案例”之前，关于“醉驾入刑”的争论仍将持续……

立法之争

2008年底，四川广安男子孙伟铭无证醉酒驾车，造成四死一重伤的惨案。2009年7月23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发生在2008年底的孙伟铭无驾驶证且醉酒驾车造成四死一重伤案进行了公开宣判。法院一审认定孙伟铭的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且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故依法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孙伟铭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09年9月8日上午，四川省高院作出二审判决，改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孙伟铭因此成为醉酒驾车最高刑受罚“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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