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丰富的卜辞虽是祭祀占卜之辞，带有迷信成分，但剔除迷信成分，就是当时的史料，所反映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都是可信的。如商之先公王亥，因各种文献中记载不同，在殷墟甲骨文未发现之前，对其人其事解释不同。对《山海经》中记述的人物“世亦以子虚乌有视之”。①《竹书纪年》中所载之事，也不被重视。亦或认为王亥只是个神话人物。而殷墟甲骨文中有不少祭祀先公王亥的卜辞，有的“亥”字上还有一鸟形，这与《山海经》中的“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②所载一致，“反映出商部落是以鸟为图腾，有崇拜鸟的习俗”③。
在先秦史中，传说时代和夏、商两王朝中的人物，见于传说的记载只是很少的部分，而且活动范围和事迹也很简略。殷墟甲骨文的出土和研究成果，不仅证明《史记·殷本纪》基本可信，还补充了古文献中的缺漏和简略，因为卜辞中出现大量的人名、族名、地名和称谓等等，大多不见于古文献记载。目前虽然还没有发现夏王朝时期的文字，但夏文化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已证明了夏王朝的存在。古文献中有关夏代人物和活动事迹，应当是和商代一样的缺漏和简略。见于记载的传说时代的人物，他们所代表各个历史阶段，已为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资料证明其存在过。但是这些历史人物因其年代久远，很难明确的区别出是人名或族名。迄至商代，见于甲骨文中的人名、族名和地名有一些都是同一字形，以此例可判断氏族社会中，有更多的是人、族、地都是同一名。伴随氏族、部落的兼并、分化、迁徒，在不少的地方都留有他们的遗迹，这些不应看作是神和神话，都应是存在过的历史人物和有其活动的事实。
历史研究和弘扬历史文化，两者应是有密切联系又是有所区别的问题，无论是对我国传说时代的上古人物、事件的研究，还是结合现实的社会需要，弘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都要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全方位、多层次的综合探讨。对于一些具体问题，要综合各种资料作具体分析，才能看清楚原来的基本面貌，使之具有更多的取信率。先秦史中，尤其是周以前的许多问题并不是一时一文就能说得十分清楚，有的问题要留给后人根据新发现的资料去进行探求、研究。有的问题能根据现有的资料，说清楚基本史实，则可以视为可信的历史文化资源去开发和利用，加以弘扬。皋陶其人，其事，应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一部分加以弘扬。
二
皋陶，是我国氏族社会末期有过突出贡献的历史人物，否则后人不会在《尚书》中的《虞书》中，将皋陶与舜、禹讨论政事的记录，取名《皋陶谟》专列为篇。也正是有这样一篇为后人所记载的文字，才使我们对皋陶的思想、主张有较多的了解。当然《皋陶谟》成书的时间，内容上的问题，在史学界有不同的认识。就目前来看，虽有不小的分歧，但大多认为许多资料在春秋以前就有流传，还包含不少尧、舜、禹时期的史料。按照最早的传说资料来看，皋陶一生都未作过帝和王，一直就臣位。但他不是那种因其无所作为而不著名的人物，他的贡献甚至在四千年后还被后人颂为“与禹共辅舜政，明五刑、弼五教，功不在禹下”。④
皋陶所处的时代正是氏族社会未的部落联盟向统一王朝建立的转变时期，或者说是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变时期。我国氏族社会未期逐渐组合成的各种集团或部落联盟中，以陶唐氏的尧为领袖的华夏部落联盟是最大和最有势力的。这个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华夏部落联盟是怎样形成的？目前先秦史学界尚有不同的认识，但有共识之处，即加盟者不仅只有中原地区的氏族、部落。以尧为领袖的华夏部落联盟，不但能紧密地团结各氏族，而且还实行原始民主制（或称军事民主制），所以这个部落联盟才得以发展壮大。故尧被颂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⑤。这里所说的“百姓”，乃是指加盟的各氏族、部落首领。由于尧领导有方，所以加入这个部落联盟的有许多都是有名的大氏族或部落。《史记·五帝本纪》所记就有：舜、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益、彭祖。到了舜作联盟领袖时，在联盟中任职的就有二十二人。如果“八恺”、“八元”为佐⑥，则就多到三十八个氏族或部落首领在联盟中任正副职，实际在联盟中的氏族、部落首领不止此数。《尚书·尧典》中称尧时有：“五载一巡狩，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崔东壁考证认为：“此即记十二牧，禹、皋陶之伦登用之事也。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