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艰苦卓绝。一些高级领导人也都思考过革命的前途。林彪在井岗山时期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虑不全是悲观。彭德怀1959年回忆：“在平江时，有人问：何时革命胜利？我说：胡子白了总要胜利，因而挨斗。”（李锐，1999：224）

革命有其普遍困境，但赣东北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一是内哄严重。在抗日先遣队内部，据先谴队政治部主任刘英后来回忆：由于主要领导人不团结，“每遇事相商或召开会议始终得不到好的结果。在先遣队自瑞金出发直到闽浙赣苏区这段时间内，从未开过一次圆满的会议，不是你争我吵，便是你走我溜，甚至闹成打架……关于行动的决定，特别是作战任务的决定，往往一致的通过与决定了，转瞬间又来一个不同意，甚至有好几次打响了后又命令下属撤退，这不仅表示意见各殊，失却了自己的战斗意志，而且对士气的消磨与战斗力的削弱，亦是极端有害的。”（方志纯，1987：187）二是叛徒众多。中央代表曾洪易、省委书记万永诚、红十军政委倪宝树、红十军政治部主任涂振农等先后叛变，后来的方志敏的被捕，就是因为他的警卫员出卖。红军长征后，在赣东北坚持地下斗争的闽赣军区司令宋清泉、政治部主任彭祜、参谋长等也当了叛徒。

11 死得其所

方的狱中书简都是濒死之论，他直接写到死的有三篇：《我们临死以前的话》、《死》、《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的死》。第一篇是政治交代，第三篇是实事叙写。第二篇是一篇一万多字的“共产主义殉道者的记述”。革命者的死亡观，以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最为光明浩大，方也写下“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的壮语，坚信主义比生命更为重要。在狱中，“死，是无疑的了。什么时候死，不知道。”（方志敏，1999：139）问题只是如何死？选择革命实际上就选择了死亡，生死不隔，死亡也是革命的行为之一：“我们必须准备口号，临刑时，要高声的呼，用劲的呼，以表示我们的不屈！”（方志敏，1999：136）生之斗争召唤着死；从容就义也是一种革命行为。革命之于革命者，可以赋予他们的生死以一种超越自然的意义。

但在监狱中，革命者面临一个特殊的问题：活着，但没不可能从事革命工作。“优待号”，午饭有三荤两素一汤，三个革命者吃得很香。这就有了疑问，革命者吃着敌人的饭，最终不免一死，这算怎么回事？“同志！我们在这吃饭，我有点怀疑到底是为谁吃的。”“好像我们吃饭，不是为着自己吃的，是为着刽子手的枪弹或刀吃的。吃胖了一点，让它们尝点油味儿。”方找不到死刑犯吃饭的意义。另两位难友的回答分别是：“不管它，生一天就得吃一天。”“吃吧，不要讲死了就不吃。”（方志敏，1999：138）

“生一天就得吃一天”──这是自然式的回答，活着就要吃饭，操那么多心干啥？

“不要讲死了就不吃”──这是常识性的回答。确实，即使不是死刑犯，每个人也都会有死的一天，他们不每天都在吃饭吗？吃饭与死无关。有一次报纸上登载了有关苏联人口的新闻，三个革命者就在狱中谈开了中国人口究竟是增加还是减少的问题。方认为，无论是增加还是减少，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肯定不利于生命的存在：

中国是一个死神统治一切的国家，谁也不知他什么时候会死。（方志敏，1999：143）

另两位也分别说：“中国人的命，不值一个钱，死个人像死一条狗一样！”（同上）“中国人的生命，真像一个蚁子，一皮草儿，一天到晚，不知要糟蹋多少？”（方志敏，1999：145）生命是卑贱的，因而每个个体就更加珍重自己的生命，好死不如赖活是中国人固有信念之一，明哲保生是中国智者的教训之一。其结果，正像共产党的一个外国朋友注意到的：“中国历史上有近千年受着异族的统治，原因就在于此。然而历来的事实却是：临阵逃脱者苟且偷生，挺身作战者惨遭杀害；温顺者在社会上生存下来。于是年复一年，代复一代，最完美最勇敢的人被杀死了，民族的精英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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