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启雯

  留心的读者会发现，无论是《乔家大院》、《藏地密码》还是《荣宝斋》，至少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的作者都是“成功人士”，他们的写作更富“游戏精神”。不管是“乔家”、“藏地”还是“荣宝斋”，都是关于一个行业或者一个地域的符号，商业的成功往往就是向消费者灌输一个符号或者概念，这也是当下流行的所谓创意产业的一个“面相”。 
    荣宝斋是驰名中外的老字号，迄今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它坐落在北京和平门外琉璃厂西街，是一座古色古香、雕梁画栋的高大仿古建筑。其前身是松竹斋，始建于清朝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松竹斋的创办者是一个浙江人，姓张，他最初是用其在京做官的俸银开办了一家小型南纸店。都梁选择的却是从松竹斋的没落开始写起，写的是截止到新中国成立前一百年的故事，这段故事充满戏剧张力。 
    在都梁的笔下，有荣宝斋的几代东家和掌柜，还有琉璃厂一带整日遛鸟和逗虫的八旗子弟、江湖上赶马帮的绿林好汉、远赴中国的俄国绅士、传说中的江洋大盗、筹划刺杀的革命党人，以及王国维、张大千、罗振玉、汪精卫等历史名人也在这部如史诗般的小说中出现。更有意思的是，在纪实与传奇间，都梁巧妙地糅进了大量关于笔墨纸砚、字画古玩的文化常识，老北京颇有讲究的吃喝玩乐、民俗俚趣自然是俯拾即是，即使对现已失传的手艺、物件也将其来龙去脉介绍得兴味十足……围绕“荣宝斋”这张中华文化名片，都梁为大家铺开了一段精彩纷呈的兴衰传奇史，也是中国近代史曲折历程的激荡写照。传奇和历史的激荡，也许正是《荣宝斋》令人喟叹的地方。 
    都梁把荣宝斋历尽劫难而不倒归因于东家知人善任、掌柜兢兢业业等原因。实际上，在这样一个民众抱怨缺乏诚信、娱乐至死、经济大萧条的时代，《荣宝斋》值得我们期待的东西确实很多，比如令人心驰神往的中国古董鉴赏、清末直到解放的大时代背景、老字号的经营管理经验和理念等等。 
    如果说忘记历史等于背叛自己，那么那些在历史的重负下艰于呼吸的人，就不得不在背叛自己和杀死自己之间艰难抉择了。然而我们所记住的历史，或说文化教育、大众传媒在我们心中所建构的历史，多半是些数字、名字、时间、地点和行为主义的流水账——这种“隔靴搔痒”的记忆，或许某种意义上正是对历史最大的背叛。而都梁的《荣宝斋》索性将这一切关于历史的悖论和纠葛一笔勾销了事:“逝者如斯，曩昔之生灵命运，沉寂无边，自成一体，与前无涉，与后无干，非名号、公证、文牍之考订所能涵括也。”因此可以说，荣宝斋的“传奇和激荡”历史其实是一个迷人的文本，可以把它们的“血统”追溯到欧洲的罗曼史或者中国的唐传奇。从始至终，传奇和激荡就是一张纸的两面，作者则是巧妙地借用文化的脐带让它们与历史紧紧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