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文静 张彦武)继畅销书《亮剑》、《血色浪漫》后，作家都梁历时3年完成的《狼烟北平》近日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将目光锁定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北平，讲述抗战时期国、共、日、伪之间的斗争，再现了那个年代的京城浮生百绘。连接这一宏大叙事的人物是一个具有“阿Q”精神的拉洋车的车夫文三儿。

　　《狼烟北平》刚一上市就高居销售书排行榜前十名，在北京西单、王府井、中关村三
 
 
大图书大厦日销售量高达近百册。在“五一”黄金周的北京地坛书市上，《狼烟北平》短短3天就创下了两千余册的销售业绩，成为领跑地坛书市文艺类图书的“头羊”。鉴于《血色浪漫》的改编不太符合自己的期望值，都梁决定把《狼烟北平》的影视改编权留在自己手里。

　　京腔京韵地还原老北京

　　让资深编辑安波舜叹服的是，都梁在《狼烟北平》中对老北京逗蛐蛐儿的规则和细节了如指掌：“先是摆好铺着红毯子的桌子，中放斗盆，是为战场。另桌设象牙牌子、象牙筹、鼠须探子等赌赛品”，“一会儿各路赌客便陆续到了，赌客们都带着仆人，挑着盛蛐蛐儿的圆笼，各据厅里一个角落。这一点很重要，各人的蛐蛐儿是不能放在一起的，这里有怕别人做手脚和避嫌的意思。”

　　都梁自称，《狼烟北平》是他迄今为止耗费精力最大的一部作品。“小说内容涉及老北京的地理、风俗、俚语、服饰等风土人情，这些都超出了我的阅历范围。为了查证当时人们如何养鸽子、斗蛐蛐儿以及服饰打扮等，我翻阅了大量资料。等到写完后，我感到自己几近心力衰竭。”

　　“咱们不能总是吃吧，吃饱喝足了干什么去？要我说，咱哪样也不落，晌午遛鸟儿泡茶馆听评书，中午‘八大楼’轮着吃，吃饱了泡澡堂子睡一觉，下午逛天桥听大鼓，晚上去‘广和’看京戏，听完戏再闹顿夜宵，一天就齐活儿了。再闲得慌咱就闹点儿玩意儿，春天放鸽子，夏天熬鹰，秋天斗虫儿，冬天弄个葫芦养蝈蝈儿，您瞧吧，十冬腊月，外面西北风刮着，咱怀里的蝈蝈儿‘得儿’、‘得儿’一叫，那是什么劲头儿？”都梁笔下的小说人物“老候”栩栩如生描绘的就是老北京纨绔子弟生活情形的一种。

　　“老候”说的“熬鹰”，恐怕只有老北京才知道，是指野鹰被捕获后，主人为了使其驯服，要连续几天几夜对鹰实施骚扰，使鹰不能睡觉。经过约一个星期的熬训，野鹰便被驯服。诸如此类的名词解释在小说的每一章后都有很多，难怪长江文艺出版社副总编金丽红誉之为“一部老北京的百科全书”。

　　祖籍江苏、长在北京的都梁说，刚开始写时他也没有把握，“写了十章之后，我把文章交给一个喜爱提笼架鸟的80多岁的老八旗子弟看，结果文章迅速在他们那帮老哥儿们中传开了。他们对我笔下的老北京极为赞赏，鼓励我赶快把小说写出来，趁他们活着还能看上。在他们的鼓励下，我对写作充满了自信。”

　　长江文艺出版社副社长黎波认为，《狼烟北平》在北京出手不凡，不仅是因为都梁京腔京韵地还原了一个活生生的上世纪皇城帝都，更在于这部新作成功塑造出了京城里的“阿Q”——文三儿的人物形象。

　　“骆驼祥子写的状态不大对”

　　“《骆驼祥子》我是20多年前看的，印象比较深。我早年接触过北京的‘板儿爷’(指人力车夫阶层——编者注)，我和他们聊天的时候强烈感觉到骆驼祥子写的状态不大对。这些人生活中主要的状态是堕落的。在‘板儿爷’里祥子是非主流的，坦率说，这个阶层很堕落。一个人被扔到最底层会是什么状态？我认为贫困最容易扭曲人的心灵，比金钱财富对人的扭曲更厉害。”虽然不愿意让记者拿自己和老舍相提并论，都梁还是忍不住谈了他对《骆驼祥子》的失望。

　　《狼烟北平》主人公文三儿酗酒，“一天不喝就浑身难受，可真要喝起来又喝不了多少，顶多三两，一过四两就麻烦了”，“他通常是二两酒一下肚，脾气立马见长，瞅谁都不顺眼。若是四两酒下肚，情况就会恶，他谁也不尿，逮谁和谁撸胳膊挽袖子，很有些英雄气概。”

　　作为小人物平视人生

　　遇到爱国的女大学生举行抗日募捐，文三儿“马上被一种情绪所支配，顿时脸涨得通红，两只小眼睛炯炯放光，浑身的皮肤不时地掠过一阵阵的颤栗。他脑袋一热便掏出陈掌柜给的两块钱，迟疑了片刻又收起一块钱，然后义无返顾地将手中的一块钱扔进募捐箱。”

　　吹牛时喜欢自称“文爷”但挨揍时马上下跪装孙子的文三儿，很容易让人想起鲁迅笔下的阿Q，但都梁有自己的看法：“我写我笔下的人物，与鲁迅、老舍无关。鲁迅是站在知识分子的高度。我是平视，我也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大家都是小人物，历史走向变化的时候，个人是无法对抗历史的。个人无法超越存在。埋怨他是不对的。”所以，写到文三儿去世时，都梁“内心酸楚”。

　　“这部小说最大的主题就是探讨公民和国家的互动关系。当年汉奸为什么那么多？抗战初期为什么会一败涂地？是因为底层的百姓没感觉到国家的存在，叫书中的主人公——拉人力车的文三儿去保家卫国，实在是勉为其难”，都梁的思考深度显然没有局限于老北京风情和掌故的单纯描摹，“鲁迅笔下的阿Q和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都没有写到这一点，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时，没想到底层百姓的痛苦和无奈。国家和公民之间是要互相负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