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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指挥的一、三军团,相反还多了几分悲壮色彩。 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中革军委命董振堂率红五军团配合红三军团在黎川东北的洵口打击进犯苏区的敌军。两个军团密切配合,红军指战员们英勇作战,一举歼敌三个团,俘旅长以下官兵1100余人。“左”倾的领导者被这次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认为红军完全有力量抵制国民党军的进犯,于是李德命令五军团和三军团立即在黎川以北建立阻击阵地,坚决阻击进犯的国民党军。
五军团受令在黎川通向苏区的德胜关同优势的敌军展开“堡垒阵地战”。虽然红五军团以长于打阻击战著称,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不仅五军团的兵力与敌军相比较处于绝对的劣势,而且,五军团所赖以阻击敌人的阵地堡垒也不过是一些临时的掩体,根本经不起敌军炮火的轰击。加之后方弹药供应不上,五军团的弹药奇缺,“全部轻重机枪、自动步枪俱因无弹停用,步枪每枝平均子弹不过五粒”。
在这种情况下,董振堂凭着对党的一片忠诚,率领五军团的红军战士与敌军进行了殊死的奋战,节节迟滞敌人的进攻。广昌失守后,董振堂又将部队后撤到地势险要的建宁,继续执行对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阻击任务。
建宁是中央苏区阻挡敌军进犯的重要屏障,蒋介石为了打开通向中央苏区的大门,将其嫡系精锐陈诚部调来。但是,五军团在董振堂的率领下,配合红一、九军团,依托建宁一带险要的地势,顽强地阻击敌人达半年之久。在整个第五次反“围剿”中,五军团自始至终都是在死死地抵抗着敌军的进攻,打出了五军团的威风。
在战火的磨砺中,董振堂与他所指挥的红五军团逐渐成熟起来,成为红军的一支生力军,并形成了善打防御战的作战风格。
这也许正是红五军团担任中央红军长征全军后卫任务的原因。
在董振堂接受担任全军后卫重任的同时,他也迎来了一向为自己所尊重的刘伯承。刘伯承本来是红军总部的总参谋长,因得罪了军事顾问李德,被贬到五军团任参谋长。出任五军团参谋长,对刘伯承本人是一种委曲,但对董振堂来说,在最困难的时候能有一位享誉全军的军事家来助阵,他当然是求之不得。
11月27日,担任前卫的一、三军团到达湘江,在湘江两岸建立了宽30公里的渡江地带,但是,因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负重太多,贻误了战机。而这时蒋介石为堵住这一缺口,调动了中央军、湘军、桂军、粤军和黔军共几十个师的兵力从四面向中央红军压迫过来,为了确保军委纵队有充足的时间强渡湘江,五军团必须在后面阻止国民党正规军的追击。这一任务之艰巨,丝毫不亚于一、三军团开路先锋的任务。 上一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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