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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等人的反蒋战争。反蒋战争失败后，董振堂所部被改编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陆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旅，隶属第二十六路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中国东北，蒋介石政府实行“先安内后攘外”的卖国主义政策，不仅不抗日，反而继续发动内战，将董振堂等部调到江西“围剿”主张抗日的红军，这引起了爱国、正直的董振堂的不满。
在对苏区的“围剿”中，董振堂经常编造一些假情报应付蒋介石，不肯率部进入苏区。
对此，蒋介石怀恨在心，将第二十六路军在南昌的留守处查抄，以惩戒二十六路军不肯“进剿”红军。在这种情况下，董振堂毅然与赵博生一道发动了宁都起义，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成为一名红军将领。
受过多年军事专业训练的董振堂，其指挥作战风格综合了林彪与彭德怀的所长，既认真、细致，又果断、勇敢。在作战样式上，以打防御战见长。
1932年6月底，陈济棠部的余汉谋率领粤军两个师又一个旅进犯赣南苏区，董振堂奉命率红五军团前去粉碎敌军的“围剿”。
董振堂率红五军团来到赣南后，向老百姓详细了解敌军的情况，询问敌军从哪里来，带来了什么武器等。经过一番认真周密的考虑和部署，他率五军团在南雄水口圩附近阻住了敌军的进犯。战斗一开始，董振堂亲率四五千名手持大刀的红军战士杀入敌阵。霎时，红绸飞舞，银光闪闪，漫山遍野响起一片喊杀声。红军战士士气大振，敌军闻声丧胆，纷纷溃退。
董振堂率五军团乘胜追击，一阵砍杀，一举歼敌3000余人，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一仗打出了红五军团的声威，董振堂因此而荣获红旗勋章。
1933年，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团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在黄陂、东陂战役中，五军团与一、三军团密切配合，歼灭蒋介石的嫡系第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十一师等部，并击毙敌师长李明，生俘敌师长陈时骥。
董振堂与其他大部分红军将领不一样，他有自己特殊的出身背景，他是从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的将领。在王明“左”倾思想盛行、“左”祸猛于虎的时代，作为一名从敌军阵营中起义过来的将领，行动稍有不慎，就会遭到“左”倾领导人的打击，甚至杀头。第五次反“围剿”初期，后来成为新中国海军司令员的萧劲光，就是因为在防守黎川时，寡不敌众，为保存有生力量从黎川退了下来，结果李德下令将其关押起来，并判处五年徒刑。只是因为毛泽东等人的反对，萧劲光才免进监狱。萧劲光毕竟与董振堂还有所不同，没有复杂的背景。
与董振堂一道领导宁都起义的另一个领导人季振同，就是因为得罪了“左”倾领导人，在长征前夕被杀害了。
由于这一原因，董振堂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虽然内心对李德这个洋顾问的指挥十分反感，但是，为了服从党的纪律，每次对中革军委交给的任务，他都是尽心尽责地去完成。五军团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阻击战打得十分出色，丝毫不逊于林彪、彭德怀指挥的一、三军团，相反还多了几分悲壮色彩。
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中革军委命董振堂率红五军团配合红三军团在黎川东北的洵口打击进犯苏区的敌军。两个军团密切配合，红军指战员们英勇作战，一举歼敌三个团，俘旅长以下官兵1100余人。“左”倾的领导者被这次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们认为红军完全有力量抵制国民党军的进犯，于是李德命令五军团和三军团立即在黎川以北建立阻击阵地，坚决阻击进犯的国民党军。
五军团受令在黎川通向苏区的德胜关同优势的敌军展开“堡垒阵地战”。虽然红五军团以长于打阻击战著称，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不仅五军团的兵力与敌军相比较处于绝对的劣势，而且，五军团所赖以阻击敌人的阵地堡垒也不过是一些临时的掩体，根本经不起敌军炮火的轰击。加之后方弹药供应不上，五军团的弹药奇缺，“全部轻重机枪、自动步枪俱因无弹停用，步枪每枝平均子弹不过五粒”。
在这种情况下，董振堂凭着对党的一片忠诚，率领五军团的红军战士与敌军进行了殊死的奋战，节节迟滞敌人的进攻。广昌失守后，董振堂又将部队后撤到地势险要的建宁，继续执行对国民党军队进攻的阻击任务。
建宁是中央苏区阻挡敌军进犯的重要屏障，蒋介石为了打开通向中央苏区的大门，将其嫡系精锐陈诚部调来。但是，五军团在董振堂的率领下，配合红一、九军团，依托建宁一带险要的地势，顽强地阻击敌人达半年之久。在整个第五次反“围剿”中，五军团自始至终都是在死死地抵抗着敌军的进攻，打出了五军团的威风。
在战火的磨砺中，董振堂与他所指挥的红五军团逐渐成熟起来，成为红军的一支生力军，并形成了善打防御战的作战风格。
这也许正是红五军团担任中央红军长征全军后卫任务的原因。
在董振堂接受担任全军后卫重任的同时，他也迎来了一向为自己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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