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蓓蓓

  读董立勃的小说，总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好看的故事，流畅而快节奏的语言，每每让人产生一口气读完的冲动。
    从《白豆》到《米香》，再到《青树》，董立勃小说的主角基本上都是女性，小说的背景也没有离开过一个叫“下野地”的地方。似乎，董立勃大有穷尽“下野地”所有故事的野心，然而，正当读者自以为熟悉、了解了董立勃作品风格的时候，董立勃不动声色地给了我们一个意外。
    董立勃的新书《暗红》，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这部作品，不仅在故事的背景上跳出了“下野地”，还以一种独特的叙述方式讲述了三个男人的故事。不再是“下野地”，不再是美丽善良的女性主人公，就是语言，也表现出一种冷峻坚硬的风格。这一次，董立勃有太多的不同，或者说，突破。而相同的，是与以往作品一脉相承的主题———善良、美好的人们，却逃离不了悲剧的命运。
    为什么那些集中了人性之美的主人公们总是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这是一种人生的必然还是偶然？弥漫在作品中的这种悲剧情怀、悲剧意识，传达出作者对于人生对于历史，怀有一种怎样的理解与思考？17日，记者带着这样的疑问，在位于光明路上的一间办公室里，约访董立勃先生。这位从“下野地”走出来的作家，态度谦和，面目含笑，有几分文雅书卷气，更多几分魁梧粗犷感，别说，跟他笔下的“下野地”气质倒也接近。
    “《暗红》算是一个突破，我有意识地不再写兵团，不再写垦荒，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去写历史。”
    提起董立勃，总会使人想到“下野地”———他笔下的故事都与“下野地”有关，与垦荒有关，甚至有人把他的小说单独称为“垦荒小说”。但《暗红》明显不同，“《暗红》算是一个突破，我有意识地不再写兵团农场，不再写垦荒，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去写历史。”董立勃说。
    《暗红》是一部反思历史的小说，而且这段历史的跨度长达半个世纪。从抗日战争拉开序幕，经过解放战争、肃反、新中国成立、反右扩大化、文革、拨乱反正再到改革开放，可以看出，董立勃在情节铺排、人物设置、时代背景等方面颇费工夫。对此，董立勃表示，“每个作家写的东西，都想一部与一部不一样，一部比一部好。这很难，往往做不到。但，做不到是一回事，做不做又是一回事。”
    红色在中国有多重的含义，当记者问到作品起名《暗红》的缘由时，董立勃一边微笑一边回答说，“就是感觉好”。他解释，小说中的三个男人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为革命与理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暗红两个字更能显现出一种历史的沧桑感。
    董立勃的小说一向讲究画面的美感与音乐的节奏感，小说基本上是一个画面接一个画面，一个情节接一个情节，很少掺杂观点性或议论性的语句。虽然这种写作方式给读者带来了很大的阅读快感，但这样一种快节奏也在某种程度上缩短了读者思考的时间。因此，有人评价董立勃的小说“往往浮在生活的表层上，缺乏一种深刻的东西”。这个观点，董立勃并不十分认同，关于小说的深刻性，他有着自己的理解。
    “小说的深刻性，只能通过故事和情节表现，任何一种自以为智慧的议论或解释都会破坏小说的艺术感觉。”在董立勃看来，通过创作多层次的小说，把作家想要表达的主旨、意图“藏”在小说画面的背后，由读者去感悟去发现，而不是由作家直白地表达出来的小说，才具有一种真正的深刻。
    这样看来，《暗红》就是一部“藏”起来的小说。作者不仅把对历史的看法“藏”进了主人公的经历中，还通过一种冷峻的语言将自己的情感与思想“藏”在了作品的深层。如果说，在《白豆》里还可以看到一些华丽的句子，那么这种华丽在《暗红》里荡然无存。董立勃表示，这种客观、冷静的叙述是他近几年来一直去努力追寻的叙述风格，这种冷峻可以使他的小说“像块石头一样有力量而且沉重”。虽然一部作品的分量也许并不能完全因为语言风格而有所改变，但我们至少看到，董立勃在力图通过各种方式使自己的作品更为深刻、更加有分量。
    这一努力也表现在了将《暗红》创作成为一部多层次小说的实践上。《暗红》有一个好看的故事，还有作者对历史的反思与命运的反讽，更有作者对世界的一种看法。董立勃轻吐着烟圈，低声说：“我想表现一种我对世界的看法，就是偶然性的一种看法———人的不可自主，总是难于掌握自己的命运，常常处于一种非常无奈的情况下，身不由己。你看，（书里的）三个大男人，都是好男人，勇敢，讲义气，选择的道路一开始也都一样，但经历与结局却完全不同。是偶然还是必然，似乎埋藏着一种秘密，让人猜不透。我没有想去破解它，只是想写出这种困惑。也许无情的历史的和多情的人性，本来就是这样的关系。”说到这里，记者在他的脸上看到一丝凝重。
    “我属于悲观主义者，这一点深深影响了我的创作，我觉得人所有的自由都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
    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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