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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无情人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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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设置成三个男人，董立勃的回答十分明了，“表现深沉与厚重的历史内容，以男性为作品主人公是最好的选择。”小说中的三个男主人公没有一个是坏人，却始终摆脱不了悲剧性的命运。周五救了赵六，却几乎失去自己的性命；赵六只想打日本人，却差点被人枪毙；郑七一心想保护周五，却面临牢狱之灾。尤其是最坚守善良原则的周五，遭受的痛苦比所有人都多。从表面看来，这似乎带有着某种命运悲剧与性格悲剧的意味。
“不，人物的悲剧归根结底是时代造成的。”董立勃坚持认为，个体的命运与时代悲欢紧密纠结。在《暗红》中，我们也总能看到这种暗示———小人物的尊严与命运在大时代的浪潮下变得无足轻重。《暗红》里的主人公总是不断遭遇着命运的突转———眼看要和心爱的女人结婚，却被关进了监狱；即将有孩子，妻子却死于意外；终于可以开始美好的生活，却又自杀了。所有这些突转都是厄运式的，而当这一切的不幸发生在一个善良、讲义气的周五身上时，那种悲剧感则显得更加浓重。
不可否认，无论是命运的突转还是善良之人的蒙难，个人在时代面前的无力感是经常出现在董立勃笔下的主题。“这是否也是你对世界的看法？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记者如此问。
董立勃轻轻地敲了一下桌子，若有所思地说：“我属于悲观主义者，这一点深深影响了我的创作，我觉得人所有的自由都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生命之脆弱就更不用说了，一个很偶然的因素都可能导致你人生的终结。至今我不喜欢喜剧，不喜欢看，也不喜欢写。所以我写的东西，向来缺少幽默。这不好，可没有办法。”
“不管别人怎么看，反正我很看重它。我对《暗红》的喜欢，超过我以前写的任何一部小说。”
《暗红》尽管让读者体会到了生命的脆弱与命运的无奈，但作品中所展示的人性之美依然带给读者一种感动。
在《暗红》里，周五的讲义气几乎达到了完美的地步，他可以不在乎自己的兄弟娶了自己曾经深爱的女人，可以不惜以生命的代价换取兄弟的幸福，在他的眼中兄弟的一切都比他自己重要。这样毫无私心重义气的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是看不到的。对此，董立勃说：“我的小说中没有完全的生活原型，小说无论写得多么逼真，多么活灵活现，它一定是作家的虚构。”
虚构的周五，已然成为代表善良、仁义男人的一种符号。然而，作品最后，善良的周五却杀了两个罪不至死的人，这样的结局多少有点突兀。董立勃说：“的确，因为没有想好作品的结局，这部小说曾经在创作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搁置了一年多的时间，作品之所以有现在这个结局，是因为不想把周五写成一个普通意义上的英雄。其实，周五的杀人行为依然是讲兄弟义气的一种表现。只是，这种讲义气是否一定要到不讲原则的地步，恐怕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杀人后又选择自杀的周五，很容易令人理解为是在逃避自己行为的后果，而董立勃的一番话却让记者有了不同的思考，甚至，有些惊讶。在董立勃看来，周五以自杀这种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并不是一种懦弱的行为，而是带有着一种海明威式的伟大。“我认为自杀本身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特别是在觉得生活在这世界上已经没有多大意义的时候，比如说一个作家再写不出好的作品的时候，我对自杀还是比较肯定的。”
或许因为周五身上有太多美好甚至伟大的东西，董立勃本人也不想让周五的结局太惨，因此让郑青怀上了他的孩子。这个孩子的出世，显然有一个象征意义在里面———周五精神的一种延续。
《暗红》对人性中真善美的彰显不言而喻。其实，不仅《暗红》如此，董立勃的所有作品都在书写人性的美好，“我的确相信人性本善。是美好的东西让我们活着有价值，而表现真、善、美是文学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说这段话的时候，他的目光坚定，右手下意识地放在了胸口。
作为一个直爽的山东籍男子，董立勃毫不讳言对《暗红》的喜爱：“《暗红》是我一直想写的一部小说，让我把埋藏在心头的许多想法，基本上都表达了出来。也就是说，我对政治，对历史，对社会，对人性的态度，几乎通过这部小说全都得到了反映。不管别人怎么看，反正我很看重它。《暗红》不是经典，要说它的不足，可能可以说出一百条。但我对它的喜欢，超过我以前写的任何一部小说。”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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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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