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是新疆作家董立勃急速崛起的一年：军垦小说《白豆》被《当代》看好，隆重地配了“编者按”刊出；接着在《当代》所归属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长篇，一炮走红；正是需要亮相的时候，人又从新疆跑到北京鲁院二期学习大半年——所谓学习，就是会朋友、吃各种社交饭和写小说。一环扣一环，环环不松扣。俚语讲，“升官发财死老婆，好事全一起来了”。要知道《当代》的大编们是非常挑剔的。我记得有一年，《当代》副主编洪清波、陈染加我三人开车去郊外798工厂的一个画家家。路上陈染问你这衣服哪买的？我说意大利。现在旅游这么方便，还真没甚炫耀之意。洪清波撇嘴道，意大利，不就是欧洲的乡下吗。还有一次，他随便说起一些小说道，这类东西也就发发《青年文学》。谈话间透着《当代》的优越感。我印象至深，仰视之至。可以推想《当代》看好董立勃，董立勃的幸福感和成就感。

我初混到鲁院，看见一个粗壮、大胡子、未语先笑、说话有点结巴的人，原来就是董立勃。我想起以前人家拆解大胡子——不是画家也是书法家，至少是个导演吧。但老董还真没透露出幸福感或得意忘形或造作之感。不但没有，应该说那人很低调、谦和、亲善、寡言少语，还带三分懵懵懂懂。在鲁院半年，我记得他总穿件酱紫色半旧上衣、牛仔裤，戴副大框眼镜——即使换了季节，衣服颜色也从没鲜亮过，所以给人感觉他总是兀自行走在生活的边缘和暗处，睁着一只观察的大眼睛，搜寻一个故事。老董走路匆匆，人总没睡醒。那些伶牙俐齿的女同学，摆个POSE，在老董面前一撒娇，老董好像全没懂似的，哈哈一笑，一下子破了气场，完全没有接受信号的意思。

老董是鲁院二期的大哥。那帮人每晚吃喝玩乐，歌舞升平，抓住青春的尾巴制造最后的浪漫。但这种场合基本很少见到老董。老董呢？屋里写东西呢，有人说。可见老董人到中年后的定力和稳当劲儿。也可能他确实喜欢在喧闹的背景音中，进入痴狂的梦想世界。他在任何人群中也不挑头，不显山露水，不张扬，不闹腾。记得有一次，《小说选刊》请客，几十桌一摆开，十几箱啤酒下肚，大家就疯了。好像四面传来的字只有一个：干！东北来的几位在酒桌中间翻蹄亮掌、撒了欢儿，合唱“大姑娘美来大姑娘浪，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的酸曲。老董淹没在人丛后部，手舞足蹈，完全进入半痴状态，闭着眼睛扭起秧歌来。也许他自己都忘了，我却记得他没有顾忌、没有警惕、没有思考的一刻。

真正跟老董过事儿是2006年我去新疆书市。他现在是新疆作协副主席，当时是新疆作协秘书长。秋天，新疆的草场、葡萄干、天的蓝色、大盘鸡，足以醉人。当时北京作协一席人、中国出版集团一席人、新疆作协一席人聚齐新疆。我在南疆老董在乌鲁木齐以几十个短信往返商量：我联系北京方，他组织新疆方，组织一场大规模唱歌。结果三方人都到了乌鲁木齐一家餐饮歌舞厅，老董并不像场面上的领导，招呼和寒暄非常专业，他居然陷入了沉默和低调，坐在人丛后部的一个矮凳上，回归了安静。我说老董，你怎么这么深沉？老董偏头道，领导来了，多没劲哪。好像他自己是一个无辜的小青年似的。

在新疆老董请我吃过一次大盘鸡，但人还是沉默少语。再来碗面吗？我说行。再来盘鸡吗？我也说行。再来点什么？我说都行。都能吃下。他慈祥地微笑，既不客气也不寒暄，也并不打听北京那些写家们新闻。我觉得他粗放的外表下尽是些细腻处。他说，那些都离我很远。但说起他写军垦小说来，他忽然眼睛发光，问，你觉得还接着写军垦吗？读者还爱看吗？我说还是有兴趣的，这也是你的专业擅长啊。他又陷入沉思。也许他觉得需要突破以往的套路和阵势。所以我认为他内心真正关心的绝不是场面上的虚荣和喧闹，也不倚在以往的成绩上混饭吃，还真是在思考关于创作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