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的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事件。在这次战争中，由于清朝政府和、战不定，从而出现了打—谈—打—最后降的局面。以往史家在解释这一历史现象时，往往将它和统治阶级内部抵抗派和投降派之间的斗争联系起来，事情似乎是这样:在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以林则徐为首的抵抗派和以琦善为首的投降派，两派之间泾渭分明，水火不容；道光皇帝则是一位一时明白、一时糊涂的皇帝，当他起用抵抗派林则徐时，禁烟抗英斗争就取得胜利，定海失陷以后，由于听信了投降派琦善的话，将林则徐革职，清军就接连打败仗。

虽然后来抵抗派揭露了琦善的卖国行径，道光将琦善革职，但未起用林则徐，所以，鸦片战争终于失败。这种简单化的说法，对复杂的历史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究竟道光在定海失陷以后的态度怎样？在统治阶级内部是否存在抵抗派与投降派的斗争？清朝政府对外战争的失败，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根本问题是什么？笔者试图依据清代档案，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得出比较符合历史的结论。

一、道光皇帝在定海失陷以后的态度

史家一般认为，道光在英军攻占定海，北迫天津之后，迅速地从支持林则徐禁烟抗英斗争转向妥协投降，最后充当了投降派的总代表。（参看龚书铎等《建国三十五年来鸦片战争史研究综述》，载《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续编，第473页。）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道光二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定海失陷的消息传到了北京。道光除将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等革职留任戴罪图功外，立即谕令闽浙总督邓廷桢选派闽省舟师入浙会剿英军，谕令两江总督伊里布拣选水师数千名预备调遣。道光认为:“此次□咭□逆夷滋事，攻陷定海，现经调兵合剿，不难即时扑灭。因思该夷先经投递揭帖，恣其狂悖，逆夷文字不通中国，必有汉奸为之代撰。且夷船多只闯入内洋，若无汉奸接引，逆夷岂识路途？”（本文所利用的清代档案均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上谕来源于《军机处上谕档》和《军机处剿捕档》，奏折、奏片来源于《宫中朱批档》和《军机处录副档》，余不一一说明。）

因此，道光断定，英人胆敢寻衅是因为汉奸为英人主谋向导，否则英人“以食毛践土之民”是不敢“自外生成”的。所以道光下令沿海将军、督、抚、提、镇查拿汉奸。由此可见，尽管道光对情况的判断是错误的，但他抗英的态度应该说还是积极的。

七月初六日，道光收到了林则徐从广东发来的奏折。林则徐指出，英舰“若其径达天津，求通贸易，谅必认为该国久受大皇帝怙冒之恩，不致遽遭屏斥，此次断其互市，指为臣等私自擅行。倘所陈尚系恭顺之词，可否仰恳天恩，仍优以怀柔之礼，敕下直隶督臣查照嘉庆二十一年间英国官阿美士德等自北遣回成案，将其递词人，由内河逐站护送至粤，藉可散其牙爪，较易就我范围。倘所递之词有涉臣等之处，惟求钦派大臣来粤查办，俾知天朝法度，一秉大公，益生其敬畏之诚，不敢再有借口。”（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五日林则徐奏折。）

在此，林则徐认为，英人是因为断其互市，损害了商业利益，因此才北上伸冤告状。只要英人到天津表现“恭顺”，朝廷还可以采取安抚政策，甚至建议:如果英人在递词中指控他“私自擅行”，那么，朝廷可以另派钦差大臣来粤办理，以消除英人的借口，使其迅速就抚。

道光看了林则徐的奏折，仍认为“夷情叵测，诡计多端”，因此，谕令直隶总督琦善:英人“倘驶至天津，求通贸易，如果情词恭顺，该督等告以天朝制度，向在广东互市，天津从无办过成案，此处不准通夷，断不能据情转奏，以杜其觊觎之私。倘有桀骜情形，即统率弁兵，相机剿办”。（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五日上谕。）

琦善接到谕旨后，于七月初九日复奏，认为:“□夷诡诈百出，如专为求通贸易，该逆岂不知圣人一家，只须在粤恳商，何必远来天津？如欲吁恳恩施，何以胆敢至浙江占据城池？是其显怀异志，明有汉奸引导，不可不严兵戒备。”（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九日琦善奏折。）在这里，琦善否定了林则徐认为英船前往天津是恳求贸易的说法，追随道光“必有汉奸引导”的观点，主张对英取强硬态度。

上述情况说明，定海失陷以后，道光并没有迅速地转向妥协投降。不过，他对是战还是抚，还没有作出最后的决策。林则徐和琦善对英船北上的目的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说法，琦善不过是迎合道光的观点，而林则徐是派往广东的钦差大臣，直接与英人交涉，看来，他的意见对道光影响更大。林则徐的奏报有两点重要内容，一是英船北上是“求通贸易”，二是英人若指控他“断其互市”是“私自擅行”，他可以接受查办，以消除英人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