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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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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从天降，陈年老账
道光皇帝跟军机大臣翻脸了。
道光登上皇帝宝座仅仅十天，朝堂上就发生了一场大风波，一方义正词严，咄咄逼人；另一方满腹委屈，不甘示弱。双方对立的焦点是“乾隆皇帝到底出生在哪里”？结果自然是皇帝大获全胜，两位领班军机大臣被撵出了军机处。
其实，这场风波并不是为了搞清楚“乾隆皇帝的出生地”，而是道光皇帝对军机处的一次大改组，也可以说是对政府的一次改组。所谓“乾隆的出生地”问题，不过是道光找的一个引子或借口。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新皇帝上台，先帝所用的大臣往往要被清洗撤换，严重点儿的恐怕身家不保。这就是古语所说的“一朝天子一朝臣”。当事人一般容易生出“世态炎凉”、“人走茶凉”之类的想法，其实，事情并非这么简单。
每个皇帝的执政风格不同，对大臣的要求自然不一样；而且，新皇帝上台之初豪情万丈，要做一番事业，总要有一批善于领会、理解和执行的亲信。以前先帝使用的那帮暮气沉沉的大臣自然在淘汰之列，所以，上台之初的道光皇帝首先改组军机处也不足为怪。
为什么从军机处入手？
这要从中国的皇帝制度说起。中国的帝制创立于秦朝，基本体制是皇帝之下设置宰相，总领百官，治理天下。也就是说，皇帝和文武百官之间隔着一个宰相，宰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力相当大。打个比方讲，皇帝是法人代表，是董事长，宰相就是总经理。但是，这个董事长与总经理常常会发生矛盾，董事长对总经理既不放权，也不放心，所以，明朝就废了宰相，这就成了董事长身兼总经理。这样一来君权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巩固。
但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什么弊：累。毫不夸张地说，从那时起，皇帝就成了天底下最辛苦的人，每天必须研究几十道总共几万字的奏折，并且要拿出对策，每天还得召见几拨中央及地方官员，这对皇帝智力和精力的要求几乎达到了极限。繁重的工作无人可以分担，也没人敢分担；又没有人可以诉苦，皇帝就是累死也没人心疼，你给自家干活，你累你活该，找谁诉苦去？当然，皇帝若不想把国家治理好的话，另当别论。
累固然难以承受，但更严重的是即使累死也干不完。所以，明朝后来设立了专门辅助皇帝的机构：内阁。这样看来，内阁的一把手不就是不叫宰相的宰相了吗？对，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这么说，看来，明朝废宰相废得不彻底。比较而言，清朝做得较为彻底。
清朝是如何设立军机处的呢？那是雍正七年（1729），雍正帝借口对西北用兵，绕过内阁，设立了一个临时性的辅佐机构：军机处。实际上，从那时起，军机处就成了皇帝的私人秘书处，不是国家的正式衙门，举国上下无论中央还是地方没有任何一个部门、任何一个官员归军机处领导，它仅为皇上服务，军机大臣只有六七个人，下有十几个军机章京，作为军机大臣的僚属，而且军机处连个正式的官署都没有。军机大臣由皇帝从中央各部长官中指派，保留原来待遇，入军机处办事。为什么还保留原来的待遇呢？因为军机大臣本身不发俸禄，依然领取原来的俸禄。
虽然说军机处是临时机构，但直到宣统三年（1911）才裁撤，存在达一百八十二年之久，这大概是世界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临时”机构了。
为什么延续如此之久呢？因为这个机构对维护皇权，保证国家机器顺畅运转太有利、太有必要了，皇帝离不开它。
军机大臣主要有两个职责：
第一，替皇上写圣旨，然后下发各地执行，这个权力不小。
第二，当皇上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可以提出建议，这个权力就更大了。
由此可见，军机大臣直接影响或左右着皇帝。
有了军机处，皇帝的工作量大大减轻，能够从日理万机中解脱出来。
正因为军机处不是个正式衙门，所以，没有一般衙门的暮气；人少，反倒提高了办事效率；没有属官，就不可能形成和发展帮派势力，从而对抗皇权。
可见，军机处既可为皇上分劳，又不至于威胁皇权；它既是皇权的工具，又依附于皇权而存在。
军机处没有官署，皇帝借给它一间半房，不够，后来又借了三间半，凑成五间。既然是借，当然不会把好房子借给它，军机处就设在紫禁城里的隆宗门东，乾清门西，一溜平房，紧挨着皇宫内廷的大墙。军机大臣昼夜值班，有些十万火急的军国大事，哪怕是半夜，也要请示皇帝，所以，军机处离皇帝的寝宫：养心殿和“天子正衙”乾清宫都很近。
现在到故宫参观的人看了军机处旧址，无不大失所望，原来威名赫赫的军机处居然这般局促简陋！其实，前些年这里还是个小卖店，大概五六年前，故宫才恢复了军机处的原貌。
军机处虽然是个临时机构，连办公地方也没有，但是军机大臣却是个炙手可热的职位。因为一旦成为军机大臣也就意味着成了皇帝的亲信，前途无量自不待言。虽然待遇不高，仍拿原任职务的俸禄，但哪省督抚进京敢不拜见军机大臣？天一热，各地官员就会纷纷奉上“冰敬”（降温费）；天一凉，无数笔的“炭敬”（取暖费）争先恐后地入了腰包。
清朝的政治很特殊，中央官员地位的高低不是仅看品级，而是看他跟皇帝的关系远近。无疑，跟皇上最近的就是军机大臣了。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沟通皇帝与全国官员的桥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时人们私底下也称首席军机大臣为“宰相”。
道光继位之初，接收了他父亲嘉庆皇帝军机处的原班人马。嘉庆在位时，也曾经豪情万丈，一心想把国家治理好，再来一个“康乾盛世”。虽然勤于治理，但嘉庆治国无方，越忙活，效果越差，加之年龄不饶人，精力越来越不济，最后也就懈怠了，于是就继续用这班“泥瓦匠”军机大臣，帮他和稀泥，东涂涂，西抹抹，粉饰太平。
道光继承大统后，此时的首席军机大臣托津已经六十六岁，二把手戴均元已有七十五岁高龄。道光帝多大年纪呢？三十九岁。君臣之间年龄相差悬殊，隔着好几条“代沟”。而且这样一班人能力不大，脾气却不小，经常倚老卖老，对新皇帝也没做到毕恭毕敬。所以，道光帝意识到军机处得换换血了，这些人非调换不可。再说，皇帝都更新了，军机大臣也不能亘古不变啊。
但是，撤换军机大臣终究不是件小事，他们哪一个人不是位高权重、根深脉长？不是想撤就撤，撤就撤得了的。要想撤得漂亮，总得言之成理。这个理由去哪里找呢？
出乎意料的是，道光轻而易举地做到了。
在登基大典举行完的第十天，嘉庆二十五年九月初七日，道光就抓住了“遗诏事件”，以此大做文章，从而成功撤换了领班军机大臣。
按照惯例，每位皇帝驾崩后，都要以他的名义发布一道“遗诏”，以示对过去的总结和未来的期望。说是“遗诏”，实际上是新皇帝命军机大臣以先皇的口吻拟定的。
嘉庆皇帝死后，道光皇帝命军机大臣拟嘉庆遗诏。因为嘉庆死在避暑山庄，故遗诏中免不了提及此地，遗诏中有这样一句话：况避暑山庄为皇考降生之地。所谓“皇考”就是皇帝已故的父亲，这里的“皇考”指的是嘉庆的父亲乾隆，此话的意思是乾隆皇帝生于避暑山庄。起草者的用意无非是以此烘托该地的神圣气氛，却无意间触及了一个异常敏感的问题——乾隆皇帝到底生在哪里？是嘉庆遗诏中所提到的避暑山庄吗？
最早发现这一问题的是翰林院编修刘凤诰。遗诏经道光皇帝批准颁告天下，文武百官都没挑出什么毛病，一切顺顺溜溜。可挑刺的人偏偏就出现了。一个在偌大的京城、官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七品芝麻官：翰林院编修刘凤诰开始发问了，他又怎么会有如此的洞察力呢？
原来，清朝每个新皇帝继位后，都要主持编写前一任皇帝的《实录》，记载先帝言行功业，以备借鉴和纪念。在二十多年前的嘉庆初年，刘凤诰参加编纂乾隆皇帝的《实录》，最早发现了大家在“乾隆皇帝出生地”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当时，人们多认为乾隆皇帝生于避暑山庄，不少歌颂避暑山庄的诗都曾提到这一点。刘凤诰一整理史料才知道，乾隆皇帝自称生于雍和宫，且在自己的诗集中就说过三次。
相当矛盾！一个人不能有两个出生地啊！于是，刘凤诰将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告诉了皇帝，将球踢给了嘉庆皇帝，请他圣裁。到底是避暑山庄还是雍和宫，请嘉庆皇帝选一个。
嘉庆皇帝也感到意外，他原来也以为父皇生于避暑山庄，并且嘉庆也写过这样内容的诗歌。翰林院编修刘凤诰把乾隆诗集中自称出生在雍和宫的地方都夹上黄签，呈送嘉庆审阅。嘉庆皇帝一看既然父亲自己说生于雍和宫，那就雍和宫吧，于是《乾隆实录》中采用了乾隆出生于雍和宫的说法。
可以说，嘉庆皇帝根本没有重视这一问题，也没有予以解决，因为《乾隆实录》虽然采用了生于雍和宫的说法，但《实录》只抄写五部，放于紫禁城、圆明园、沈阳故宫等地，别说老百姓不能看，就连军机大臣一般也无权查看，而对社会上流传的“乾隆生于避暑山庄”的说法也未加以禁止、纠正，甚至连嘉庆公开发行的《诗集》中关于“乾隆生于避暑山庄”的说法也未作调整修改。君臣都没拿这个问题当回事，时间一长也就淡忘了。但是，如今嘉庆遗诏重提乾隆皇帝出生在避暑山庄，这轻松一笔又翻出了陈年老账。
对于乾隆皇帝出生地的分歧，刘凤诰最清楚不过了。他之所以最终下定决心举报这一问题，还在于他与此时主持军机处的托津有着较深的过节。
刘凤诰是个才子，字写得好，文章漂亮，殿试中过探花。但是他一副名士派，架子大，又好饮，经常耍酒疯，人缘、口碑都不大好。嘉庆十四年他主持浙江乡试（考选举人的考试），受人之托，将两名考生安排在相邻的位置，为什么要安排在一起呢？说是互相照应，说白了就是作弊。为此被人告发，经审理，判了流刑（流放之刑）。
关于把刘凤诰流放到哪里，这里面有个小插曲：根据《清仁宗实录》记载，嘉庆本来已经定了把刘凤诰流放新疆伊犁，不知道谁在嘉庆皇帝跟前嚼舌头，说近些年新疆不比从前了，发展得不错，经济搞得好，风景也没得说，尤其是维吾尔族姑娘能歌善舞，把刘凤诰流放到新疆，等于为他提供了个疗养和观光的机会；建议改为流放黑龙江，那地方昼短夜长，野兽出没，冬天冰天雪地，贼冷贼冷的，这样艰苦的环境有利于锻炼改造。嘉庆皇帝一听，有理啊，立即决定将刘凤诰改为流放黑龙江。
刘凤诰后来得知，此事都是托津一手操办。他暗骂托津做事忒不厚道，两人从此结下了梁子。
刘凤诰在黑龙江待了四年才被赦免回京。大家可能有疑问，官员被追究了刑事责任，怎么还能出来做官？原来，某日，嘉庆帝看到父亲乾隆的《实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儿：一名官员的父亲病危，官员想见父亲最后一面，但因差事交接不顺，耽误了见父亲最后一面，乾隆帝十分内疚，说了一些表达歉意的话，这记载在《清高宗实录》里面。
这些话勾起了嘉庆帝对父皇乾隆帝的思念，再一看《实录》的扉页上编者中有刘凤诰的名字，顿时对刘凤诰产生了怜悯之情，于是下诏：刘凤诰从前恭纂皇考实录，曾有微劳，学问亦可，亦著加恩赏给编修来京供职。就把刘凤诰从流放地召回，让他做翰林院编修。
刘凤诰报复正任首席军机大臣的托津，究竟是出于个人恩怨还是出于职业道德？我认为，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刘凤诰深知自己只是一个七品芝麻官，人微言轻，于是找到了原来翰林院的老领导，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曹振镛。
曹振镛，安徽歙县人，自称曹操嫡脉后裔。他在乾隆一朝就属于国家重点培养的青年后备干部；到了嘉庆朝任吏部、工部尚书，成为国家部院大臣；在道光朝，自然成为道光帝的心腹。
曹振镛一将“遗诏”之事向皇帝举报，道光帝就暗自叫好，感到日思夜想的机会终于来了，立即决定向军机大臣发难。《清宣宗实录》记载着道光帝下诏：七月二十五日，恸遭皇考大行皇帝大故，彼时军机大臣敬拟遗诏，朕在谅暗之中，哀恸迫切，未经看出错误之处，朕亦不能辞咎。但思军机大臣多年承旨，所拟自不至有误。及昨内阁缮呈遗诏副本，以备宫中时阅，朕恭读之下，末有皇祖“降生避暑山庄”之语，因请皇祖实录跪读，始知皇祖于康熙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时诞生于雍和宫邸，复遍阅皇祖御制诗集，凡言降生于雍和宫者，三见集中。因命大学士曹振镛、协办大学士尚书伯麟、尚书英和、黄钺，传旨令军机大臣明白回奏。
此段话的意思是：先帝去世的时候，军机大臣敬拟遗诏，我在悲痛之中，未能看出错误之处，而今看到如此重大的失误，我也有责任。想军机大臣多年承旨，所拟不至有误。但昨天送来遗诏的副本，我看遗诏末尾有祖父乾隆帝“降生避暑山庄”这句话，就找来祖父的《实录》来对着看，才知道祖父生于雍和宫，再看祖父的诗集，其中说降生于雍和宫的地方共有三处。遗诏却说降生于避暑山庄，传旨给军机大臣，让他们给我说明白。
此时的军机大臣肯定懊悔到了极点，早知如此，当初何必画蛇添足，说什么乾隆皇帝生于避暑山庄。但道光已经指着鼻子要他们“明白回奏”，只好硬着头皮解释。军机大臣的回奏很快呈上了道光皇帝的案头，他们为自己辩护说：“嘉庆皇帝的《诗集》第六卷、第十四卷两次提到乾隆皇帝生于避暑山庄。至于《乾隆实录》，藏于内廷，我们看不到，也不让我们看，所以不了解。”
应该说军机大臣的回奏十分强硬，辩驳得也很有力，因为乾隆皇帝的《实录》固然是神圣的文献，但嘉庆皇帝的《诗集》也同样神圣。你祖父自己说生于雍和宫，你父亲又说你祖父生于避暑山庄，你父亲和你祖父的分歧，让我们这些手下人何所依从啊？更何况《乾隆实录》藏在内府，我们无权翻阅，古人不是说不知者不为罪么。于是事情就僵在这儿了。
沙锅既已打开，那就要给众人个交待。
不然，朝野之中会有两个关于乾隆皇帝出生地的说法，这有损皇家脸面，而且也太不严肃了。然而，如果不强词夺理，这个事情就没法解决了。于是，道光皇帝蛮横地认定军机大臣“误会诗意”，“实属巧辩”，不给军机大臣再次辩解的机会，立即做出决定：将托津、戴均元两名领班军机大臣予以降四级处分，撤出军机处。
道光皇帝是在借题发挥，从处理的过程来看，其中无理之处不少：
第一，关于乾隆皇帝的出生地问题，乾隆和嘉庆说法不一，这是意见分歧的根源，不能怪军机大臣，最多只能责备他们知识面不宽，没多找几本参考书读读。
第二，道光皇帝自身有失察的责任，遗诏毕竟已经审阅认可，他没有把好关，将责任全部推给军机大臣是过分之举。
第三，从常理可知，这道包含有“错误”遗诏的拟定者肯定不是在军机处当头儿的托津、戴均元，应该是他们的属下、在军机处班次靠后的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两位领班没看出问题，固然有责任，但你道光帝不是也没看出来吗？结果那些起草遗诏的人未被深究责任，托津和戴均元却被撵出了军机处，确实难以服众。
或许是出于歉疚，道光皇帝点到为止，再也没有纠缠这个问题。托津死于道光十五年，终年八十一岁。戴均元死于道光二十年，终年九十五岁。而乾隆皇帝出生地的分歧经道光皇帝这番折腾，搞得天下皆知，以致成了清宫疑案，至今无人能解。
此次“遗诏风波”表面看没有掀起大的波澜即宣告结束，所以，读清史的人往往对此有所忽略。但其实，这绝不仅是君臣之间个人恩怨的反映，更重要的是道光皇帝借机对政府实行了一次改组，道光皇帝在令托津、戴均元退出军机处之时，命曹振镛在军机处行走。
三个月后，曹振镛荣升军机处领班、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从那时起，他位极人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此后，曹振镛执掌军机处达十五年之久，基本上确立了道光王朝的政治风格和用人标准。
今天看来，曹振镛的知名度已经不大，知道他的人不多，因为他是一个做官不做事的人。
但是若论有清一代三百年间，谁当官时间最长，谁的仕途最平坦，谁最会做官，可以说非他曹振镛莫属。纵览清朝，无出其右者。他的仕途堪称一马平川，步步高升，无灾无难，年届八十岁才退休，当官长达五十二年。
然而，曹振镛官场一生基本没有建树。民国初年纂修《清史稿》，在写《曹振镛传》时，仅用七百多字就描绘出了他的一生。虽然，他当了五十多年的官，而且位极人臣，可是一提笔才知道，除了一生履历以外，真是毫无可圈可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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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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