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公的魅力

作者：卞毓方

　　 一 微服出行
　　 项公即项南，他能走路，决不坐车，能光头，决不戴帽，能穿布鞋，决不穿皮鞋，能着便服，决不着西装：闲常没事，要是往大街上一站，绝对比老百姓还老百姓。
　　 说个故事你听。1981年元月，项公离京去福建上任，在这之前，他为“右倾”沉沦多年，在这之后，他是福建省委常务书记，值此命运的转折关头，你说，他应该如何上路？
　　 你想吧。凭你的人生经验，你尽可以设想出若干又若干的方案，但我估计你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出发前，项公让秘书给福建省委打电话，谎称：
　　 “项书记有点急事要处理，暂时不能启程，两位秘书计划不变，按期乘45次列车到达。”
　　 省委听说项南推迟动身，先期到达的仅仅是两位秘书，就派了办公厅一位处长前去接站。这位处长到了站台，惊讶地发现，来的不仅是秘书，更有常务书记本人，刹那傻了眼。他醒过神，一边恭请新书记去贵宾室稍候，一边忙着找电话通知省委秘书长。项公走上一步，拍拍他的肩膀，和蔼地说：
　　 “不必惊动其他同志，我们现在就走。”
　　 这镜头是上得晚报头版的（福州那时只怕还没有晚报），于是，处长同志打头，项公居中，两位秘书殿后，或手提旅行袋，或肩扛背包，随人流涌出车站，来到广场，走近一辆老式的“伏尔加”，他们将行李塞进后备箱，项公坐到副驾驶的位置，三位年轻汉子挤在后座，锣不敲，鼓不响，静悄悄地上路。
　　 官场的威风，体面，或者说良好的自我感觉，是由随从的前呼后拥、接待的高车驷马提升的。县太爷出行要八抬大轿，鸣锣开道。总督驾临要张灯结彩，列队欢迎。这是规格，也是待遇。项公不喜欢这一套，他打小服膺的是共产主义，历尽劫波而信仰未减，苍生在他心头，使命在他双肩。若干年后，当他已是伏枥的老骥，仅仅为了发挥余热而主持中国扶贫基金会，仍然把重心放得很低很低，把主义放得很高很高。有一回他考察西部贫困地区，为了掌握确切可靠的下情，竟然瞒过组织，撇开随从，与另一位老同志“微服出行”，火车买硬座，汽车挤巴士，到了不通火车也不通巴士的地方，就改为徒步，走村串乡，翻山越岭，半道鞋底磨烂，衣衫挂破，盘缠用光，堂堂的扶贫大员，差点沦为扶贫对象。
　　 二 罢宴
　　 项公是闽西人，闽西的土特产之一，是地瓜，不言而喻，他就是吃地瓜长大的。
　　 当了省委书记的项公，依然对地瓜情有独钟。七八年前，我在福州采访，听到过一则传闻：项公上任伊始，招待首次来闽的港澳台记者团，上的就是“地瓜宴”。
　　 我相信这则故事的真实性；在我的采访本里，还记录着他的另一则传闻：罢宴。
　　 说的是：1983年12月，项公率属下考察邻省，所到之处，免不了受到热烈欢迎，盛情接待。接待中最富国人口味而又最令项公反感的，是每顿必大摆宴席，觥筹交错。项公的眉头拧成了疙瘩。他不是老土，他多次出国，欧美官员饭局之俭朴、之务实，令他心悦诚服，叹为观止。他更不是败家子，不会忘本，他从农村来，“右倾”后又再度被削职为民，复出后长期抓的也是农机、农业，他清楚这个国家有多大的家底，自己这帮公仆肩头又有多大的责任。因此，第一顿宴席吃下来，他向对方婉转提出，希望以后“饭菜尽量简单一些”。项公这里犯了“想当然”的错误，他以为你说了要简单，对方就会理所当然的简单，岂知对方理解为客气，下一顿愈加丰富多彩。项公心里烦躁，若是在省内，就要骂娘。这儿不行，这是兄弟省，客随主便。他只得按下性子，向主人郑重表示：“我们是来学习的，不是来作客的，无论如何，请降低宴请规格！”对方满口应承，连说“好，好，好！”可到了再下一站，端上来的仍旧是山珍海味，美酒佳肴。事情就有这般戏剧化：你这边不停地交涉，他那边永远是“下不为例”。唉，像这样不痛不痒、没完没了的“下不为例”，于考察何益？于党风党纪何益？！项公的焦躁、愧疚和恼怒，简直是如影随形，与日俱增。好不容易熬到最后一顿——邻省负责人设宴，为福建同志饯行。项公的车子来到酒店门口，他突然意识到这次由省政府出面，规格只会比以往更高，菜肴只会比以往更丰盛……脑子嗡的一响，山民的倔强上来了，多日的压抑爆发了，他吩咐司机打道回头，老子不吃了！
　　 罢宴乃不得已而为，你可以批评项公不够策略，不够艺术，却不能不敬佩他高傲的操守。项公的脑子就一根筋：立党为公，忧国忧民。谁也甭想用私利攻破他的布尔什维克防线；即使在吃喝这类小事上，他也中规中矩，一丝不苟。项公曾对一位记者坦言：“我每月的工资，基本都用在吃饭上。”怎么会吃掉那么多？应酬呀！——不过，别人是在酒店请他吃宴席，他是在家里回请别人“喝粥”。（文学报2006-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