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22日，德国突然向苏联发动进攻，把苏军打的全线溃退。7月29日，朱可夫向斯大林汇报作战计划时建议放弃基辅，全力保卫莫斯科。斯大林严厉训斥道：“把基辅交给敌人，亏你想得出！简直是胡说八道！”朱可夫反驳说：“斯大林同志，如果您认为我这个总参谋长只会胡说八道的话，您把我的职务撤掉好了，把我派到前线去，或许在那里我会对祖国有点用处。”这是苏联唯一敢于顶撞斯大林的高级将领。但无法改变斯大林的一意孤行，致使基辅战役中66万苏军遭到德军围歼。

1941年9月6日，朱可夫率领预备队方面军在叶尼亚地域成功地实施了卫国战争中的首次进攻战，粉碎了德军的先头部队，令军心大振。从此，朱可夫就成了“救火队员”。哪里的战事有危急，斯大林就把他派到哪里去。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从莫斯科到斯大林格勒，从斯大林格勒到库尔斯克，一直到最后攻占柏林，朱可夫指挥了卫国战争中几乎所有重大战役，立下了赫赫战功，被誉为苏联“军神”。1945年5月8日，朱可夫主持纳粹德国无条件投降仪式，并代表苏联签字。

1946年4月10日，朱可夫回国担任苏联陆军总司令。两个月后斯大林签署文件指责朱可夫“网罗一些失意者、被撤职的司令员，从事反对政府和最高统帅部的活动”。因一时找不到铁证，斯大林只好把朱可夫降职处分，贬到敖德萨军区任司令员，后又被贬到乌拉尔军区任司令员。中国古人有一句名言，叫做：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斯大林临死前把朱可夫召回莫斯科出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似乎要对他说点什么，可惜已经来不及了。但斯大林殊不知此举竟成全了后来令他声名狼藉的赫鲁晓夫。

1953年３月斯大林去世后，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赫鲁晓夫等人都想争取执牛耳。朱可夫响应赫鲁晓夫的召唤，动用军队灭掉了位高权重的恐怖分子贝利亚，为赫鲁晓夫上台奠定了基础。朱可夫出任国防部长，当选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开了反思斯大林的盖子，在大多数中央委员中获得共鸣。1957年6月部分苏共高层领导成员企图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罢免赫鲁晓夫的党总书记职务。而赫鲁晓夫并没有动用军队或内务部特工以剿灭对手来保护自己，他强调自己是由中央全会选出来的，去留问题应由中央全会决定。国防部长朱可夫支持赫鲁晓夫，并下令空军派军用飞机把外地的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开中央全会，从而保住了赫鲁晓夫的最高权力。朱可夫也晋升为中央主席团正式委员，进入了苏共中央的最高决策圈。

1957年10月朱可夫出访南斯拉夫，赫鲁晓夫使出一招“外访释兵权”之计，召开一次苏共中央全会免去了朱可夫一切职务。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是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朱可夫被迫黯然退出政治舞台。关于朱可夫突然消失之谜，传说纷纭。其实，在赫鲁晓夫上台前后，尝到了“军人干政”给他带来的甜头，又深感对自己的威慑已经形成，所以朱可夫下台是不可避免的。至于对军队体制进行改革，只是一个借口。不错，朱可夫坚持军队首长制，坚决抵制将政委的权力高于军事指挥员。如果给朱可夫扣上“反对党领导军队”的罪名，那是瞎扯！道理很简单，在一党专制下，司令员也要听从党指挥。1991年苏军的坦克挽救不了苏共的破产，这不是有没有一两个英雄男儿的问题，而是苏联大多数军民长期以来对苏共的谎言政治产生了严重质疑的必然结果。有一位前苏联人讥讽说：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自己也知道自己在说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说谎。

军队政党化的特征之一是军队设立政委。苏军史上的政委编制发生过三次变化，第一次，1918年7月召开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在陆海军中实行政治委员制，1924年取消；第二次，1937年5月根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决议，再次实行政治委员制，1940年8月取消；第三次，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恢复政治委员制，1942年10月再次实行一长制，直至苏联解体。可见，苏联军队国家化的尝试，并非从戈尔巴乔夫开始。武装力量隶属于政党是内战的产物，国家内战结束后，军队外战以国家的名义。如果对内党绝对领导军队，那么瞄准的对象就只有民众。

朱可夫被撤职后，他以前的同事和下级都公开指责朱可夫，当年在战场上被朱可夫解救的一些将领也出面发难。只有巴格拉米扬、华西列夫斯基和罗科索夫斯基等几位元帅冒着风险与朱可夫保持深厚友谊。身处困境的朱可夫回到离莫斯科不远的家乡，服了些安眠药，酣睡几个小时，醒来后吃点东西，再服安眠药，再睡过去……，一直持续了十五天。他在睡梦中回忆了过去的一切，一切得失荣辱都抛于脑后，然后便钓鱼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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