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的军事生涯在元帅当中仅次于朱德，年龄也仅次于朱德。他从川军起步，在军阀混战中打出了名声，四川人都称他为刘“军神”。据说“军神”的叫法还源自一名外国人。那是1916年3月，刘伯承率四川护国军第4支队扼守丰都，同攻城的北洋军展开激战。一颗子弹从右太阳穴打入，从右眼飞出。刘伯承立刻昏厥过去。当地市民以为刘伯承已牺牲，曾在城门口为他建立义冢，并立了一块“护国英豪刘伯承之墓”的石碑。1916年春夏之交，刘伯承到重庆请德国籍的沃医生对右眼动手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手术用了3个多小时。在手术过程中，由于设备简陋，只能实施局部麻醉，刘伯承经受了钻心似的疼痛，但一声不吭。手术做完后，沃医生看到刘伯承的上衣已经被汗水湿透，便关心地问道：“刚才的手术一定是疼痛难忍吧？”刘伯承笑道：“没有什么，不过动了74刀而已。”沃医生惊讶地问道：“你怎么知道？”刘伯承答：“阁下每割一刀，我便暗记一数。”沃医生感动和佩服不已，连连称赞他是“军神”。从此，刘伯承虽然永远失去了右眼，但他“军神”的名字不胫而走。

刘伯承军事素养高，又进过苏联的名牌军事院校，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是正规职业军人的楷模。他在军事指挥和军事学术上都有很高的成就，对中国军队正规化的影响最大。

红军时期，刘伯承主要是作为我军参谋工作领导人，为中央军委出谋划策。他与叶剑英先后交叉地出任军委总参谋长和红军学校校长，而一同被称为我军参谋工作和军事教育工作的“鼻祖”。

1930年7月底，刘伯承结束了在苏联的留学生活，经东北回国，到达上海，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部参谋长。作为我军的首任总参谋长，刘伯承完成了两项大的任务：一是协助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举办短期军事训练班，训练中共省、特委负责人和中央机关干部，增强他们开展武装斗争的能力。负责为训练班讲授暴动方略和游击战、运动战战术。二是为中共中央军委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校译了《苏军政治工作条例》、《游击队怎样动作》等材料。这些材料发到各革命根据地，促进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早期建设。

1932年1月，刘伯承由上海经香港、汕头转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继萧劲光之后，担任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刘伯承一到任，便组织教员编写教材，这是我军的第一部步兵战术教材。刘伯承根据在苏联留学的经验和苏联红军的模式，提出了编写我军战术教材的参考依据是，目前红军的编制、现在的武器装备、红军作战的对象，学员的文化程度、作战区域的地理条件，以及数年来开展游击战争所取得的宝贵经验等。通过这些，使我军的军事教材第一次走向规范化。

同时，刘伯承又向中革军委提交了红军学校的工作报告，强调学校的训练要紧密联系战斗实际，不能本本主义地全套应用苏联红军的战斗条令和军事教程，当然，反动的军队的典范和教程，更不能照搬照用。

10月上旬，刘伯承列席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因不了解苏区具体情况，支持了中央局多数人不同意毛泽东留在前方指挥的错误意见。10月中旬，刘伯承调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

1933年2月至3月，刘伯承协助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指挥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在黄陂、草台岗两战两捷，歼敌近3个师计万余人，取得了反“围剿”的巨大胜利。

1934年10月，刘伯承因不满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专横跋扈和对自己的排斥，与李德发生争论。被撤销红军总参谋长职务，降为第5军团参谋长。12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后，又调回到中革军委恢复总参谋长职务。不久，兼中央纵队司令员。

1935年1月中旬，刘伯承在遵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几年在中央苏区的战争实践，刘伯承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这一理论的正确性。所以，他在会上发言时，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毛泽东重新回到中央领导岗位以后，知人善任，5月20日，任命刘伯承为红军先遣队司令员，负责指挥第1军团第1师第1团等进行战略侦察，并准备抢渡大渡河。5月22日，刘伯承与聂荣臻率先遣队和第1军团工兵连进入大凉山彝族居住区。正确执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冕宁彝家海子边与沽鸡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演绎了一出民族团结友好的佳话，使中央红军安全顺利地通过彝民区，赶到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渡口。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中央政治局为了便于部队快速北上进军，决定把两个方面军混编成左、右两路军。根据协同分工，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与张国焘总政委率左路军北上。但是，张国焘却私欲膨胀，要独揽党政大权，他反对北上，要求南下。一开始，张国焘用利诱劝说的方式，想让德高望重的朱德和刘伯承支持他的南下策略，但朱德和刘伯承不为所动，还强调要张国焘认真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张国焘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他召开会议，鼓动会场上的一些人起哄，要朱德发表反对北上的声明。这时，刘伯承站起来，扶正眼镜，从容不迫地反问道：“你们不是开党的会议吗？又不是审案子，怎么能这样对待总司令！”这一下一帮人又围了过来，有的指着刘伯承骂，有的指着朱德嚷，要赶朱德走。

10月5日，张国焘不听党中央和朱德等人的劝告，在理藩县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会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对刘伯承，张国焘下令免去了他的总参谋长职务，降为四方面军红大校长；对朱德，张国焘撤不了他的职，就对其刁难、软禁。张国焘还派人多次盗走朱德、刘伯承的坐骑。但朱德和刘伯承淡泊名利，宁愿降职，宁愿不骑马，也不愿降低共产党员的纯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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