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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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

刘延生

  我的母亲原名孙慧敏,嫁给我父亲后改名为刘贵明。
  母亲有严重的支气管炎,是从我外公那里遗传下来的。母亲平时走路,每走一段,她都要停下来喘一阵气。如果感冒了,她咳嗽就更厉害,喘得也更凶。母亲生活的大部分时间是农业社时期。那时,母亲极少时间不上工,除非病得实在卧床不起。母亲经常是带病出工。母亲除忙山上的活,还要忙家里的活。母亲很早就起床煮饭、煮猪草,干完山上的活回家,就忙家里的。母亲一天很少休息。看着母亲有病,还这样累,大哥和我就轮流起来煮早饭,但有什么事,母亲还是要坚持起来煮早饭。母亲做事,如果自己能做完,一般都不安排别人做。但我们都能主动的去帮忙。
  天气不好时,母亲就咳嗽得更厉害了。特别是每天要天亮那段时间,要咳嗽很长时间。每次咳嗽,母亲都要吐大口的痰。为了便于扫地,母亲床边撒有厚厚的草木灰。听到母亲这样咳嗽,当儿的自然心痛。我就利用割草的机会,捡一些别人偷吃了的甘蔗的不要的那一部分回家,然后剥开叶子,里面还有一两节可吃。我把它放在母亲床头的席子下,母亲拂晓咳嗽时,就吃一节甘蔗,这样可以稍微减轻一点痛苦。
  小时候,由于家里很困难,家人生病,母亲都是去扯草草药来治病。这种方法还真有效,大多数病都能治好。母亲的这个本事,都是从我们奶奶那里学来的。那时候我发高烧,或头痛厉害,或拉肚子,我躺在床上,我看着母亲为我忙这忙那,我就象吃了定心丸,我知道自己不用担心,只要有母亲在,我就一定会好的。我师范毕业后刚到学校工作,由于不习水土,我得了痢疾,一连几周,没有什么人关心。我身体变得非常虚弱,人非常痛苦。我横在床上,流着眼泪,口中喊妈。我想如果母亲在,或者知道我这样,我的一切都会很好。
  母亲家旧社会是地主,外公读了很多书,很有学问。家里的书很多,搬家时,要很多个人挑书。解放后由于搬了多次家,外公又觉得读书人没有什么出息,不过还是舍不得书,于是搬一次家,书就少了不少。外公去世后,家里就只藏着《史记》、《资治通鉴》等几部书了。外公的品性很好,很讲礼仪。外公喜欢帮助人,他的堂弟家里困难,大人不要孩子读书,外公就出钱供堂弟读书,一直到堂弟读完书出来教中学为止。
  母亲的兄弟姊妹,有四个女的,三个男的,母亲是老大,他们的品性都好,而数母亲和大舅的品性最好。母亲的娘家人和父亲母亲的亲戚,都很尊重我母亲。母亲并不是很会说话的人,但她心善,对人好。母亲心中只有别人,就是没有她自己。外婆因为从小裹脚,成了尖尖脚,走路不方便。母亲就叫哥哥和另外的人抬她到我家来玩。外婆生病了,母亲就接外婆到我家,由母亲出钱给她治病。外婆和我家相距十多里,所以每次接来都要住比较长时间。母亲照顾外婆很周到,我们跟外婆也很亲近。
  我父母亲都很好客,和我们家经常来往的亲戚有十几家,这还不包括有时才来往的亲戚、父亲的朋友和同事、我们家的邻居。小时候,家里很困难,但只要有客人来,母亲都很热情,一定用最好的东西招待客人。每次来客,母亲一定首先给客人打开水蛋吃。家里没有蛋,母亲就向邻居借。如果预先知道客人要来,母亲就要认真的准备,赶场买些好吃的东西回来。如果客人突然来了,家里没有好吃的东西,母亲就会安排人去买,或者杀自己养的鸡鸭来招待客人。客人来了,都是父亲作陪,母亲忙着弄吃的。吃饭时,母亲大多是在厨房里吃。父亲自然是要陪客人吃饭的,哥哥由于是老大,也要陪客人,四弟五妹还小,也在外面吃。我、三弟和母亲就在厨房吃饭。母亲把好吃的都端到外面招待客人,自己只留少数不好吃的菜。我也曾劝母亲留点好吃的在里面,母亲说只有这么多点,外面都不够吃,哪能留在里面吃。我和三弟读师范后,客人来了,我们也在外面吃饭,只有母亲一个人还在厨房吃。我和三弟劝母亲也在外面吃,她不肯。我给她留点好吃的在里面,她总是端出来。我曾留点好吃的在旁边,等母亲忙完吃饭时坚持要她吃,母亲顺从儿子,用筷子夹着我给她留的东西,笑着。我曾多次给母亲说,现在家庭条件好多了,还是要吃点,不要光想着别人。母亲口头答应,但一有客人,她还是那样。父亲也曾劝过母亲,母亲就是不听。家里只要有客人,母亲就忙里忙外,完全忘了自己。母亲满四十岁,家里有很多客人,下午洗完碗,母亲感到肚子饿,才记起自己没有吃中午饭。母亲去世前两年,在我们的再三劝说下,才开始在厨房留点好吃的自己吃,当然样数少,份量也很少。母亲稍稍能想着自己不久就去世了,我心里感到很内疚。母亲是很慈祥的人,她尊重儿子,如果我多坚持一些,母亲是能更早解放思想,更早想着点自己,是能生活得好一些的。
  我们几弟兄的教育,主要是由父亲负责。母亲也教育我们,由于母亲很慈祥,处处想着儿女,所以我们都听母亲的。母亲的善恶观念是很强的,她不允许儿女有不良行为。母亲极少发怒,打人的事情就更少了。在我的记忆中只有两次母亲打人。一次是四弟去参加赌博。由于我父亲的严格教育,我们一家没有人赌博。可是才几岁的四弟却在外面参与赌博,父亲严厉教育不久,四弟又悄悄跑出去赌博。母亲气极了,用火钳给四弟打去,四弟身上打出了伤。母亲哭着骂四弟不争气,打了四弟后母亲又很心痛。另一次母亲打人是因为我打了我三弟。我和三弟在山上干活,干着干着两人就斗起嘴来,我斗不过就按着三弟打。三弟的品性好,从来不骂人,只是哭。我边打边骂,邻居看见了,就告诉了我母亲,母亲就打了我。母亲说:“我们家本身就弱,外人欺负我们,这个时候一家人更该团结,你却欺负弟弟。”我当时口里没说什么,心里很后悔。
  父亲比较专制,家里的大事他喜欢个人说了算。母亲很尊重父亲,一般不跟父亲唱反调。母亲说的话,父亲一般能尊重,如果不同意,也会口头应承。母亲极少骂人。母亲如果骂人,也没有人会反感她,母亲骂人透着她的善良和仁慈,人们都乐于接受它。这一点,有的人也许难以理解。但这却是事实。我来到世上四十五年,骂人这个样子的,我也只见到我母亲和我姨婆两个人。母亲和父亲的关系一至很好,我从来未见过母亲和父亲激烈争论过,更不要说闹架和打架了。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来没有骂过母亲,有几次父亲在母亲面前发火,都是因为在外面受了气回来倾述。在这个时候,母亲就安慰父亲。母亲不同意父亲的行为,一般都只是劝,劝不听就算了。我也曾见过母亲骂父亲,父亲只是笑。父亲经常在外人面前夸我母亲,夸母亲的能干、善良和勤快。

  我父亲喜欢读书,他常常在桌子或柜子上认真的读古书。父亲喜欢大声的唱读,母亲从来没有责怪过。有一次父亲谈自己过去读书的事,母亲也在座。母亲说她读的书没有父亲那么多,只读了《女儿经》和什么书,母亲还背了几句。母亲说自己读书时偷懒,外公又不重视女孩子读书,所以自己就没有继续读了。
  母亲信任自己的孩子,尊重自己的孩子。她倾听我们的意见,尊重我们的意见,不强迫我们做不愿意做的事。父亲比较专制,母亲有时帮我们说话。在那个时代的农村,有小名的未成年的人都叫小名或排行,长成大人后才叫大名,有的大人也叫小名。我哥哥的小名叫延文儿,外人和我们自家人都叫我大哥的小名,只有母亲叫大哥的大名。我哥哥初中毕业,虽然只有十四岁,就已经干大人的活了。这时,母亲叫大哥,就把姓和名连起来叫了,这在其他家庭,是不可能的。母亲带头尊重自己的儿子,把儿子当大人一样看待。
  由于我父亲当干部,惩治了些不守规矩的人,所以文化大革命时,那些人就联合起来整我父亲。一天下午,在我们生产队摇湾大坝子,召开了群众大会。在会上,有几个人大喊“打倒刘凡炳”的口号(刘凡炳是我父亲的名字)。大会结束,父亲没有回家。我被邻居强行抱走,我大声的哭着,喊着父亲,几次挣脱回去“救”我父亲。我记得很清楚,她们把我抱到山顶上的水沟拱洞下面时,其中一个说:“延生好懂事呀,以后肯定会有出息的。”那时我才几岁。邻居们再三劝我,说我父亲不会有事,一会儿就回家。最后我被强行抱回了家。当时母亲怎样,我已记不清了,但我知道母亲一定很伤心,母亲也一定很坚强。母亲对我们说:你们的父亲是好人,整你们父亲的人是坏人,坏人会有报应的。母亲要我们听话、争气。那个时候,我心里仇恨坏人。我梦想自己能当上公安人员,把天下的坏人全部抓完。
  记得一天晚上,父亲很晚了才回家。母亲问父亲怎么了。父亲大声的骂:他们又叫我承认,说保管提供的证据,某某年某某月某某日某某时,保管在保管室让我婆娘背走多少斤粮食,说是我叫保管做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证据确凿。我母亲坐在厨房的门坎上,只是哭:“我好久背了马?我没有去背过。”我记得当时母亲穿着围腰,不时用围腰擦眼泪。母亲只是为自己辩解,没有骂人。母亲就是这样一位防守性的人。那时上级派了一个工作队员住在我们队,他住在一个因违反队里纪律而被我父亲惩治过的人的家里。那些受过我父亲惩治的人常常聚在一起,谋划整治我父亲的办法,他们不断编造出我父亲的“罪行”,而这个工作队员却深信他们的话,强迫我父亲签字承认,否则就回不了家。我父亲开始是死活不承认。工作队员说这是铁的事实,不承认是顽固到底,死路一条,只要承认了就了事了。当时家里状态很不好:没有吃的,别人经常欺负我们几兄弟,家里不时有人生病。父亲心里挂着家里,于是在那些人的软磨硬套下,不得不一次次违心的签字认可。
  有一次,我四弟发高烧,母亲送他到大队医院治疗毫无效果。四弟的病越来越严重,母亲非常着急,叫我去喊我父亲回来,母亲再三告诫我,要我一定给父亲说清楚,四弟快死了,叫父亲一定马上回来。我到八一水库学校找到我哥,然后我和哥一起叫我父亲回家。我父亲当时在八一水库“学习班”里,他向领导请假,领导不同意。父亲起火了,说自己是回去救儿子,回来后一切都承认,学习班的领导才同意父亲走。父亲回家时母亲已借好了钱,父亲和母亲马上就抱着四弟到内江专区医院去治病。当天晚上,我已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了,我被推门声惊醒,起床打开外门,外面下着大雨,漆黑漆黑的,父亲和母亲回来了,我看到父亲光着上身,母亲上身也只穿了一件衣服,母亲怀里抱着四弟,父母亲全身都湿透了,而四弟却保护得很好。我们家到内江四十多里,父母亲是饿着走着去,又摸着黑走回来的。母亲说:医生说四弟如果迟点送到医院就没救了。第二天,父亲就到学习班去了。母亲在家细心照顾四弟,四弟的病慢慢就好了。
  父亲挨整,全家人都遭了秧,我几弟兄也成了别人欺负的对象。我和大哥在皂桷子学校读书时,我亲见大哥的老师在教室当着全班学生用骂我父亲来骂大哥。我也被一个老师经常骂,所以那个时候我的成绩很差。有大哥的保护,我被学生欺负要少些。后来大哥小学毕业,升入八一水库学校读初中,我的厄运就来了。我们本队一些不满我父亲的人的子女就伙同本班同学经常欺负我。他们在我来回家的路上拦住我打。为了读书,我经常得绕道去学校,绕道回家,可总有一群人在那里等着我,他们追着我,按我在地上,拳打脚踢,我经常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有时,我奋起自卫,偶尔也有打赢的,但他们第二天一定把他们的哥哥们喊来,我一定遭受更重的臭打。我挨了打,却很傻,回家不敢跟父母亲说。有时父亲发现我身上的伤,问我,我告诉他经过,他却不大信任我,怪我不争气,出去惹事,骂我,有时还打我。母亲相信我,她安慰我,可她却无法帮助我,她叫我多忍让,别生事。为了躲避挨打,我有时一个人躺在潮湿的沙沟里,不去上学,一躺就是半天,等到放学时间,才装着放学了回家。由于当时到处都有干活的人,我常常被人发现,于是告给我父母,我回家就要挨骂,有时还要挨打。父母亲都非常重视读书,他们对我逃学非常生气。我于是只好硬着头皮去学校读书。可既使到了学校,我也逃不了受欺负的命运。由于当时老师下课大都教室批改作业,所以在教室我相对是安全的。但我一出教室,就有一群人围住我打。我也奋力抗争,但最后都是以我的失败告终。于是下课我不敢出教室大小便,有时实在忍不住了,就躲着飞快跑出去,经常还是被发现而挨打。我父母多次给那些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打招呼,但收效不大。我也喊大哥去学校收拾那些人,但也只能管一阵子。后来我们大队在大队部办起了小学,我就转到本大队读书,由于父亲在那里工作,我的厄运就结束了。

 

刘某:

 

评论人:刘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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