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传统左派，大部份来自基层﹐不少参加工人组织和参与工运﹐当中还有不少是共产主义者。在港英政府时期，由于只有支持殖民统治的港人可以加入建制﹐传统左派被排除在建制之外，是名副其实的左派，而在回归之后，这类左派人士终于可以加入建制。也因为这样，谈论香港的左右之分往往会引发困扰，这一点有些像中国内地，左右的定义也同样和西方学术意义上的定义相反。

不久前，和一位旧同事叙旧。旧同事已经脱离了新闻行业跨入了香港政圈，从一名议员助理开始，最后自己成为了一名区议员。和其他的区议员一样，她所做的大部分是地区基层工作，主要是帮助基层劳工解决问题，比如提供培训课程。如果来看看她所在的这个团体的目标，维护劳工权益，建立公平正义社会，从字面上，和那些泛民主派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问题在这里，作为建制派，在关键议题的投票问题上，往往因为政府一句顾全大局而投下赞成票，这可能导致两个后果，第一，如果政府是过于重商的话，通过的会导致更多的社会不公，而这些不公平，是再多的地区基层工作都无法弥补的。第二，导致强势政府，让立法会变成一个橡皮图章。

她也看到了这一点，也因为这样，她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作为议员，走中间路线的可行性。不过在香港走中间路线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在香港，一直有这样的站队，或者是被标签的习惯，媒体是这样，立法会议员也是这样，即便议员表示自己是独立的，但是也会因为在一些事情上的表态，而被标签到其中一方，而久而久之，就连当事人也接受了这样的标签。

在政改方案投票前夕，就连一直支持激进民主运动的报纸，也透过社论的方式，理性分析了民主党改良方案的利弊，因为各方的妥协议及理性思考，使得香港的政改终于起锚。虽然，正如反对者所担心的，这样的起步到底距离普选有多远，但是只要明白这只是开始，不放弃，才是最重要。

这次关于政改的辩论，外界开始把泛民分成温和派和激进派，而这种多元化路线的出现，对于泛民并不是坏事，因为两者正好可以相互弥补，当理性的诉求压力不够的时候，街头运动的方式可以增加筹码。

这个时候，建制派也需要走多元路线，改变外界认定只会投赞成票的印象。至于这样的路线是否走得成功，当然最终还是由选民决定，香港社会是否足够理性，选民是否准备好了双普选，下一次的选举就可以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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