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12月版)
二 关于《哈姆莱特》
表现现实的思想——莎士比亚通过哈姆莱特之口谈到过戏剧的目的“自有戏剧以来，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也就是说，文艺创作的目的是反映时代，反映现实。莎士比亚的戏剧一般取材于古代或外国的故事，但它表现的却是当代英国的生活和斗争。
莎氏让哈姆莱特这个古代的王子去与莎氏同时代的德国威登堡大学学习，这个大学在当时是传播人文主义思想的大学之一。莎氏故意以这种跨越时代的误差将哈姆莱特搬到伊丽莎白统治末年的英国现实中来。此时英国的“伊丽莎白盛世”已经过去，不再是“快乐的英国”，而是“一个颠倒混乱的年代”。宫廷生活挥霍浪费，社会动乱不堪，王室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莎士比亚深深感到自己的人文主义理想和英国现实之间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
他开始在《哈姆莱特》中，深刻揭示出这一矛盾。他通过这一个古老的宫廷仇杀的故事，对以克劳狄斯为首的专制王朝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悲剧一开始，莎士比亚就向观众展现出丹麦宫廷的混乱局面。老王驾崩不久，新王就与寡嫂结婚；敌军压境，宫廷中却通宵达旦地酗酒取乐。鬼魂揭示出为了王冠亲生兄弟杀死手足的惨剧，把宫廷中尔虞我诈的现状形象地表现出来。
社会矛盾激化，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当波洛涅斯被哈姆莱特误杀后，他的儿子雷欧提斯从法国赶回丹麦，登高一呼，就号召起大批暴乱群众杀进宫去，其声势之大，正如侍臣向国王报告的：“比大洋中的怒潮冲决堤岸、席卷平原还要汹汹其势。”哈姆莱特在墓地里与好友说：“凭着上帝发誓，霍拉旭，我觉得这三年来，人人都越变越精明，庄稼汉的脚指头已经挨近朝廷贵人的脚后跟，可以磨破那上面的冻疮了。”指的就是这个现实。
因此，哈姆莱特说：“丹麦是一所牢狱。”又说，世界也是“一所很大的牢狱，里面有许多监房、囚室、地牢；丹麦是其中最坏的一间”。他所说的丹麦指的正是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英国。
人文思想——《哈姆莱特》闪耀着人文主义思想家的睿智和光彩，在该剧中涵纳了不少像哲学家培根《论说文集》中优秀散文的内容，其中包含着论人、论人生、论生死、论友谊、论爱情、论宿命、论命运、论艺术、论读书、论交际等，而这些又都和哈姆莱特的形象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使哈姆莱特成为一个文艺复兴晚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人文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思想范畴有其共同的内涵。同时，它本身又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家是派别林立的。哈姆莱特那段独白涉及到两种类型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一类是赞美人的尊严，颂扬人的理性，肯定人在宇宙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它的代表人物是意大利著名哲学家皮科·德拉·米朗多拉(1463—1494)；一类是揭露和批评人的弱点、缺点的，它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埃康·蒙田(1533—1592)。这两方面标志着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对人的认识的两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它们达到了完整意义上的人类自我认识。从哈姆莱特的那段关于“人”的独白中似乎可以听到蒙田与皮科争论的声音。
皮科属于文艺复兴中期，他在著名的演说《论人的尊严》(1486)中高度歌颂人的尊严和价值。蒙田属于文艺复兴晚期，他针对皮科的演说写了著名的文章《为雷蒙·塞邦辩护》。他认为人是可悲而又可鄙的生灵，甚至不能主宰自己，却胆敢自命为宇宙的主宰和君王。由此他提出自己的座右铭：“我知道什么呢?”“假如我们连自己都不知道，我们还能知道什么呢?”他强调研究自我，确认自己的本来面目。蒙田和皮科的意见是相互对立的，然而又是相互补充的。
他们的争论属于同一人文主义思想的范畴内，全面地塑造出既伟大又渺小、既高贵又卑贱的“人”的形象。
哈姆莱特是与蒙田的思想相近的人文主义思想家，是强调人的卑微和渺小因而主张“认识自我”的思想家。作者通过他既赞颂了人性中“善”的一面，又揭露了人性中“恶”的一面。
《哈姆莱特》的艺术风格——《哈姆莱特》突出地表现了莎剧多情节、多线索的结构特征。该剧有三条复仇情节的线索交织在一起，以哈姆莱特为父复仇为主线，以雷欧提斯和福丁布拉斯为副线，三条线相互联系，又彼此衬托。在复仇情节之外，剧中写了哈姆莱特和奥菲利娅之间的不幸爱情；哈姆莱特与霍拉旭之间真诚的友谊及罗森格兰兹、吉尔登斯吞对哈姆莱特友谊的背叛；御前大臣波洛涅斯一家父子兄妹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又都起着充实、推动主要情节的作用。
戏中冲突的展开是以交替的原则而向前发展的。先是哈姆莱特略占上风，接着克劳狄斯作出反应；哈姆莱特挫败奸王刺探，并成功试探国王，国王将他流放国外，并设计杀死他，这又是两方交替占领上风的较量。这种振荡运动的结果常伴随着希望和恐惧的交替，使观众深深地为戏剧情节所吸引。
该剧的悲剧冲突是建立在性格冲突之上的，性格产生了行动，行动导致了冲突，冲突导致了流血，终至造成悲剧。哈姆莱特嫉恶如仇的高尚品质，使他把替父复仇、重整乾坤当作他生命的整个存在。在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性格注定哈姆莱特走向灭亡。哈姆莱特如果是一个麻木不仁的人，也许是个快乐王子，而不是忧郁王子，和他叔叔和平共处，相安无事，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等着继位就可以了。正因为他的伟大的本性和不同凡俗的精神境界导致了悲剧的结果。
《哈姆莱特》表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从宫闱到家庭，从深闺到墓地，从军士守卫到民众造反等场面。在描写生活时，莎士比亚把喜剧因素和悲剧因素结合在一起，如在奥菲利娅落水淹死的悲惨场面后，紧接着是掘坟墓者插科打诨的场面。这种崇高和卑下、可怕和可笑、英雄和丑角的奇妙混合，也是莎士比亚悲剧的特点之一。
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中的语言风格一改前期剧作中的平稳和简易，转向一种更迅猛、更激烈的风格。哈姆菜特的著名独白就表现出淋漓酣畅、气势磅礴的特色，文体也变得高亢激昂，句式结构更加自由，常常出现语序的倒置和省略，使整个戏剧表现出崇高和悲怆chuàng的气氛。
(摘自《中外名著解读——哈姆莱特》)
三 名家论《哈姆莱特》
柯勒律治[(1772—1834)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文艺批评家莎士比亚把这个人物放在这样的环境中，在这个环境中不得不当机立断——哈姆莱特是勇敢的，也是不怕死的；但是，他由于敏感而犹豫不定，由于思索而拖延，精力全花费在做决定上，反而失却了行动的力量。……
哈姆莱特的疯狂只有一半是假的；他耍巧妙的骗术来装疯。只有他真正接近于疯狂的状态时才能装得出。
歌德[(1749—1832)德国诗人，剧作家，思想家]：一个美丽、纯洁、高贵而道德高尚的人，他没有坚强的精力使他成为英雄，却在一个重担下毁灭了，这重担他既不能掮起，也不能放下；每个责任对他都是神圣的，这个责任却是太沉重了。他被要求去做不可能的事，这事本身不是不可能的，对于他却是不可能的。他是怎样地徘徊、辗转、恐惧、进退维谷，总是触景生情，总是回忆过去；最后几乎失却他面前的目标。
(摘自《哈姆莱特》，浙江文艺出版杜1991年12月版)
浪漫派批评家——19世纪对哈姆莱特的批评占主导地位的是浪漫派批评家，他们笔下的哈姆莱特也带有十足的浪漫派的气质，耽于幻想，回避现实，对行动不感兴趣，沉溺于自己心造的世界，是一个忧郁感伤、多愁善感、生性软弱的知识分子。他们也认识到这些是哈姆莱特的缺点，但对这些缺点，他们是欣赏、共鸣和陶醉，甚至拿哈姆莱特来比附自己，说自己就是哈姆莱特，哈姆莱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当然，说自己就是哈姆莱特的不仅止于浪漫派，而是相当普遍的。19世纪进步的作家、批评家也从哈姆莱特身上找到了理性的、理想的、革命的力量，因此认为哈姆莱特和自己志同道合，或者就是自己的化身。
德国诗人海涅说：“我们认识这个哈姆莱特，好像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面孔，我们经常在镜子里看到他”，并说看到的“正是我们自己的相貌”。
屠格涅夫认为任何人都会同情哈姆莱特的原因是：“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在哈姆莱特身上找到他自己的缺点。”
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几乎把哈姆莱特从个人扩大到全人类，他说哈姆莱特“是伟大的，深刻的，……他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广
法国文豪雨果也持相同的看法；“哈姆莱特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真实，但又要比我们伟大。他是一个巨人，却又是一个真实的人。
因为哈姆莱特不是你，也不是我，而是我们大家。哈姆莱特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人。”
E．琼斯——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