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之刀锯。 崔琰的死让同掌东曹椽并典选举的毛玠很不高兴,玠“仕见黯面反者,其妻子没为官奴婢”,于是说:“使天不雨者盖此也。”即触怒曹操,被收下狱。幸好有桓阶、和洽进言救玠,‘玠遂免黜,卒于家”。《魏志•毛玠传》裴注引孙盛曰:“昔者汉高狱萧何,出复相之,玠之~责,永见摈放二主度量,岂不殊哉!”可见曹操一方面可以在时机尚未成熟时隐忍而“不念旧恶”;一方面又“性忌”度量狭小,毛玠这样的人才都几乎因为只言片语而不免。就连刘帧这样的文土,也因为“不敬被刑,刑竞署吏”。 至于娄圭,更是遭到疑忌。娄圭也是曹操的重要谋臣。刘琮投降时,‘常将皆疑诈”(《魏志•崔琰传》裴注引《吴书》),娄圭不以为然,曹操听从了他的判断,“从破马超等,子伯(娄圭)功为多”。娄圭的功劳已有了震主之嫌。“曹操常叹曰:“‘子伯之计,孤不及也。”(《魏志•崔琰传》裴注引《吴书》)当曹操大势尚未成时,他甚至不能容忍他的下属比他强。《曹瞒传》云:“(曹操)持法峻刻,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及故人旧怨,亦皆无余。”这时他已有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不需要隐忍而“不念旧恶”了,可以由着自己疑忌而度量狭小的性子来,于是借事杀掉娄圭。看来,政治家的“不念旧恶”是有条件的,时机不成熟、局势不利时他们能隐忍不发,一旦羽翼丰满,一定会旧帐新帐一起算。《魏志•崔琰传》裴注引《续汉书》日:“太尉(杨彪)与袁术婚姻,术僭号,太祖与彪有隙,因是执彪,将杀焉。”虽幸好为孔融所解救,但可见曹操并非真的“不念旧恶”,与杨彪有隙,就要找借口报复。赵翼《甘二史札记》卷7日:“盖操当初起时,方欲籍众力以成事,故以此奔走天下。杨阜所谓曹公能用度外之人也。及其削平诸雄,势位已定,则孔融、许攸。娄圭等皆以嫌忌杀之。荀彧素为操谋主,亦以其阻九锡而胁之死。甚至杨修素为操所赏拔者,以厚于陈思王而杀之,然后知其雄猜之性,久而自露。而从前之度外用人,特出于矫伪以济一时之用。”这就是曹操为什么在起初能容人所不能忍的原因,但一旦“势位已定”,就原形毕露。后世一些论著(包括《三国演义》之类的文学作品)常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而目其为“*雄”,甚至刻意丑化其形象,虽不免有某种观念和意识形态在作怪,也确有曹操雄猜之性为事实基础,并非全无道理。
四 许攸之死——轻狂者的咎由自取
导致名士之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名士自身原因也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政治腐败,现实中君臣之义既已紊乱,正统思想便惶惶然无栖身之地。以经学求致用的士人与政权的关系亦相应发生变化,从政权的维护者慢慢地转为政权的*评者,他们逐渐蔑视政权,转向名士崇拜,追求人的自觉。赵翼《甘二史札记》卷5“东汉尚名节”云:“盖其轻生尚气已成风俗,故志节之士好为苟难,务欲绝出流辈,以成卓特之行。”孔融、弥衡、边让、刘帧任气使意,不拘礼法,乃一代风气使然。然而政治环境已然变化,在曹操的政权建立时期依然按照*评政治、不拘礼法的旧名士派头行事必然为曹操所不容。 孔融、称衡、边让又都华而不实、高而不切,并且维护汉室,不满曹操专权,恃才多言,不为曹操所容,固其宜也。娄圭有功高震主之嫌,自当谦虚谨慎,有所收敛,可惜此人“少有猛志”。“后与南郡习授同载,见曹公出,授曰:‘父子如此,何其快耶!’子伯曰:‘居世间,当自为之,而但观他人乎!’授乃白之,遂见诛”(《魏志•崔琰传》裴注引《吴书》)。一个志大才高的人很容易受到君主的猜忌的。而许攸虽然确是个名士,但此人未免有些轻狂,他“恃旧不虔”,居功自傲。《魏志•崔琰传》裴注引《魏略》曰:“攸自恃勋劳,时与太祖相戏,每在席,不自限齐,至呼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太祖笑曰:‘汝言是也。’然内嫌之。其后从行出邮东门,顾谓左右曰;‘此家非得我,则不得出人此门也。’人有白者,遂见收之。”他似乎根本不懂得政治的残酷性。另外,政治家一般以为有功劳是应该的,是忠诚尽职的表现。他们更希望下属谦虚谨慎,不矜己功。一旦居功自傲,就会遭到厌恶。君主的赏赐是有限的,你一居功自傲,他就不知该拿什么赏赐你的功劳。许攸的那种骄傲程度,他期望得到什么赏赐呢?恐怕再大的赏赐也不能让他闭嘴。因此,许攸之死只能是轻狂者的咎由自取。
五 华佗、左慈之死——方士的命运
在后人眼中,华佗是一代名医,但在当时的曹操看来,不过是方士而已。范晔在《后汉书》也将华佗与左慈同列于“方术列传”中。而且,医之职业在当时也是身份颇低的,连华佗自己也这样认为。《后汉书•华佗传》载其“为人性恶,难得意,且耻以医见业,又去家思归,乃就操求还取方,因托妻疾,数期不反。操累书呼之,又敕郡县发遣,佗恃能厌事,犹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之,知妻诈疾,乃收付狱讯,考验首服。荀彧请曰:‘佗方术实工,人命所悬,宜加全言。’操不从,竟杀之”。至于左慈,更是一个典型的方士。《后汉书》本传载曹操欲杀之,而他竟然有离奇的变形之事。在曹操的眼中,方士们是可恶的,他曾把大*方士聚于魏城中,不是喜欢他们的方术,据其子曹植说,其目的是为了不让他们兴风作浪或招摇撞骗。所以,无论是实有医术的华佗,还是装神弄鬼的左慈,只要是方士,他高兴的时候可以拿他们解解闷,视之为倡优而已,一旦冒犯其威或不高兴的时候,他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杀之。这就是方士的命运。更何况,华佗等人在他看来根本就不是什么“名士”,其实本不可与上述名士之死相提并论。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理性的政治家,曹操杀人大都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不可能不顾及杀人的后果。他杀某些人是出于他的政治统治的需要,相比于其负面影响,他是有政治收获的。其雄猜的个性与他的政治理性之间又有矛盾,使得一些人成了不应该的牺牲品,也使他自己付出了极大的政治与名誉代价。而其法令的过于严酷,就使任气使意、不拘礼法的名士有了动辄得咎的危险,时代风气让名士们在很多方面有着相同的个性,政治环境的改变并不能让他们很快转变过来,他们也未必会委曲求全。名士们身首异处的悲剧就在这些合力的作用下发生了,这也是曹操在历史上常被丑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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