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之流炮制了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目的在于借此打倒刘少奇同志，同时残酷迫害一批老干部。他们一面精心策划，把一些自愿反省出狱的人与５３名经党营救出狱的同志混在一起，凑成６１人之数，以混淆视听；另一面则严密封锁消息，谁也不准说毛主席、党中央知道这件事。就这样，这批坚贞不屈的同志沉冤莫白，遭到了长期的监禁，我更因此被关押、管制达１２年之久。

    １９７８年底，我和其他一些同志得到平反后，陈云同志很关心我的工作和身体。有一次我见到他，他对我说，许多同志对牺盟会和山西新军不大了解，是否可以写篇文章介绍一下。按照陈云同志的意见，我请山西新军史料征集办公室写了一篇文章：《抗日战争中的牺盟会和山西新军》，于１９８５年９月刊登在《人民日报》“学点革命史”专栏里。陈云同志和其他一些领导同志看后，都说这篇文章把牺盟会和山西新军的问题说清楚了。后来，陈云同志见我工作甚为忙碌，又特意书赠条幅，写了上文提到的“多做就是少做，少做就能多做”这两句话。条幅上有他的手泽，弥足珍贵，但更值得珍惜的是他对我的殷殷关切之情。我一直把它挂在我的卧室里，朝夕相对，如见其人。

    九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２６９页）为了实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处在关键的地位，是全党公认的“领班人”即核心。陈云同志支持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新政策。随着年龄的增高，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已不可能像五六十年代那样从事领导工作了。

    １９７９年３月，陈云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过他今后工作的问题。他说，要我当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是有问题的，一是体力上完全不行，二是经验还很有限。解放初期的经济规模比现在小多了。现在这么大的规模，这么复杂的情况，应付不了。还说，要我做工作，我也只能量力而行。他的这番话，现在听来，其真诚依然是很感人的。他根据自己丰富的政治经验，及时指出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前进道路上，以及新形势下在党的建设、特别是党风建设方面，应该注意和研究解决的新问题，使社会主义中国能够经受住各种考验。陈云同志针对权力下放以后，某些方面存在过于分散，尤其是中央财政连年出现赤字的现象，指出在搞活经济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尤其是中央的财力。他强调，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对此，小平同志赞赏说：“前一段我提出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陈云同志讲，各路诸侯太多，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各自为政。这个批评是正确的。”至于陈云同志常说的，无农不稳，无粮则乱；一要吃饭，二要建设；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等等，都是我们应该认真对待的问题。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陈云同志虽已高龄，仍能跟随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１９９２年７月，他在《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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