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党的八大会议上的发言，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经验，讲了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关系的三种比例，即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不低于２０％或者略高一点；国民收入中国家财政预算收入的比重不低于３０％或者略高一点；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不低于４０％或者略高一点。１９５７年１月，陈云同志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表示很赞成我的这种研究，认为寻找这些比例关系是完全必要的。接着他说，他想从另一个角度，试图寻找一些制约的方法，来防止经济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危险。他提出的方法是，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物资应该先保证必需的生产和必需的消费，然后再进行必需的建设；人民购买力要有所提高，但是提高的程度，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等等。他强调，建设规模必须和国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还是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经济稳定极为重要。由此可见，当时党内的调查研究和探索求实的气氛，确实是十分浓厚的。而陈云同志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也是卓有成效的。

    但是，也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党在发展经济问题上，开始出现冒进和反对冒进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１９５５下半年，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不适当地批判所谓“小脚女人”走路之后，在反对右倾保守的气氛下，第二年各条战线都出现了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生产指标过高、信贷突破计划过多等冒进倾向。针对这种倾向，陈云同志同少奇、恩来等同志一起，提出反对冒进，重点发展和适当收缩的方针。在陈云同志主持下，１９５７年的综合平衡工作搞得比较好，当年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商品货源显著地大于社会购买力，补足了上年的亏空。

    １９５７年１月，毛主席召开小范围会议，座谈１９５６年经济工作。陈云、李富春、李先念同志和我都发了言，一致认为１９５６年经济建设上“冒”了。先念同志从财政角度说，“冒”了３０亿到３５亿元。我列举了基本建设投资过多、挤了市场等十种表现。毛主席作了记录。但是，他实际上不同意反冒进，认为反冒进会给群众的积极性泼冷水。毛主席一向珍惜群众的积极性，这是十分可贵的，但他对经济建设要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则考虑不够。毛主席批评反冒进，在１９５８年初召开的南宁会议上达到了高潮。陈云同志因病没有到会。周总理作了自我批评，表示由他承担主要责任。自那以后，陈云同志被错误地认为“思想右倾”。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当经济建设遇到挫折的时候，毛主席又把陈云同志请出来，解决存在的困难问题。然而，陈云同志实事求是的作风，同当时“左”的急于求成的做法是不可能合拍的，在他主持解决了急待解决的问题之后，他的意见又不被重视，靠边站了。这时，他就潜心研读马列著作，以弥补工作繁忙时读书读得少的缺憾。当组织上需要他出来工作时，他又立即全身心投入，尽职尽力。例如，１９５９年的钢指标，经过武昌会议和上海会议，已分别降到１８００万吨和１６５０万吨。但毛主席仍然放心不下，特地委托陈云同志进行研究。陈云同志带领财经小组成员，连续听了冶金部的六次汇报，经过认真计算和综合分析，提出“１９５９年钢的生产指标就是１３００万吨”。５月１５日，他在给毛主席的信中，针对有的同志认为钢材定为９００万吨太少的提法，勇敢地提出：“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正如少奇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他的这个意见得到了毛主席的赞同。

　  七

    １９６０年冬，党中央和毛主席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１９６２年召开“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会后，在少奇、恩来、陈云、小平等同志主持下，又相继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西楼会议）、国务院扩大会议、中央财经小组扩大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如实地分析严峻的经济形势，深入地研究克服困难的具体措施。

    在刘少奇同志主持的西楼会议上，陈云同志首先发表了讲话，大家三言两语插话作补充。少奇同志建议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请陈云同志再展开讲一讲，以便统一大家的认识。陈云同志接受了这个意见，并建议扩大到各部委党组成员，同时请富春、先念同志也一起讲讲。２月２６日，陈云同志在国务院召开的扩大会议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拥护。会后，毛主席、党中央批转了陈云同志的报告，同时批转了李富春、李先念同志的报告，发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反响很大。各地要求扩大传达范围，毛主席、党中央同意这一要求。陈云同志的报告起到了使大家了解全局，统一思想，步调一致地贯彻落实毛主席、党中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决策的作用。

    当年陈云同志建议中央采取的关系全局的措施，主要有三项：一是动员城市２０００万人下乡。那时粮食很紧张，解决的办法有四条：（一）调整农村政策；（二）工业支援农业；（三）进口粮食；（四）动员城市人口下乡。他经过反复比较，认为这四条中，第一条是根本的，第二、第三条有时间和数量的限制，第四条是非采取不可的。后来毛主席在谈起这一条措施时很感慨地说：“我们的人民好啊！几千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二是通过几种高价商品回笼货币６０亿元。１９６２年货币流通量达到１３０亿元，而社会必需流通量只要７０亿元就够了，怎么办？就是按照陈云同志的意见，搞了几种确能收回一大批钞票的高价商品，哪里钞票多，就在那里投放高价商品，一下子收回６０亿元，市场物价就稳定了。三是坚决调整工业生产建设的高指标。陈云同志说，重点是“伤筋动骨”这四个字。因为在当时，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是第一位的。这些措施，对于迅速扭转当时的严重经济困难的局面，起了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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