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委成立以后，面临的全国财经形势是很严峻、很复杂的。我们虽然将官僚资本企业收归国有，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但小私有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所占比重很大。投机资本家凭借他们掌握的足以捣乱金融物价的经济实力，经常兴风作浪。说什么“共产党是军事１００分，政治８０分，财经打０分。”他们要在经济上同我们较量。由于物价连年猛涨，人民深受其苦。那时解放战争还在广大地区进行，军费等开支很大部分是靠发行钞票来弥补的。由于钞票发行过多，政府财政赤字庞大。加上过去由于敌人封锁，各解放区长期分散经营，各有货币，各管收支，这种当年行之有效的正确的办法，已不适应于全国统一的新形势，不利于集中力量克服面临的严重困难。

    １９４９年７月下旬，陈云同志亲自到解放不久的上海调查研究，并在那里主持召开了全国财经会议。会后，他集中力量抓了两件大事：一是平抑金融物价；二是统一全国财经工作。为了平抑１１月那次最大的物价波动，陈云同志亲自主持，从全国调集粮食、棉纱等主要物资，经过周密部署，各大城市统一行动，在几天时间里就给哄抬物价的投机奸商以毁灭性打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不得不为之折服，说“中共此次不用政治力量，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物价，是我们所料不到的”。为了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经中央同意，各大区和各省、直辖市书记均兼任各该区、省、市财经委员会主任，统一财经的工作进展很顺利。

    陈云同志从全面的调查研究着手，掌握大量材料，加以分析，找出矛盾，特别是注意抓住带全局性的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得力措施，加以解决。这种领导经济工作的方法，就是善于牵住牛鼻子，因而进退自如，疾徐由我，真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了。

    到１９５０年４月，全国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出现收支接近平衡、市场物价趋向稳定的可喜现象。记得有一次我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说到陈云同志主持中财委工作很得力，凡看准了的事情总是很有勇气去干的。毛主席听后说，哦，过去我倒还没有看出来。我又重复讲了一遍。毛主席听了，没有说话，他顺手拿起笔来，在一块纸上写了一个“能”字。我问道，你写的这个“能”字，是否指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毛主席点了点头。后来，毛主席还说过，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三

    如何正确引导小私有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使它们沿着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是建国初期指导经济工作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都曾认真加以研究，最后的结论，还是要采取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其中包括对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的办法。在酝酿的过程中，陈云同志曾再三说，在目前情况下，这是最好的选择。

    １９５０年春夏之交，经济生活中新出现的问题，就是商品滞销，私营工商业经营困难，由此而引起工厂关门，商店歇业，失业增加。针对这种情况，中财委党组召开了一次会议，由陈云同志主持，专门讨论调整工商业的问题。会上我谈到，《共同纲领》第２６条规定，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但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研究得不够，没有把原则规定加以具体化。陈云同志赞成这个意见，说，现在党外人士把《共同纲领》第２６条背得很熟，而我们党内一些同志却把它忘记了。他建议财经机关每个干部都发一本《共同纲领》，不但要读熟，还要照着做。陈云同志在中财委党组会上说，现在我国有五种经济成分，我们的方针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统筹兼顾，使之各得其所。这样才能搞好新民主主义，并进而在将来进入社会主义。为此，他主张从预算内划出一部分，叫做“合作费”，给民族资产阶级一点“油水”。还说今后国家订计划要把私营部分包括进去，这对我们有利。会议同意他的意见。

    当时调整工商业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是，投放货币，收购农副产品，开展城乡交流，同时由政府和国营企业向私营工厂加工订货，扶植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恢复和发展生产。对待私营商业，则由政府规定适当的批零差价和地区差价，使私商有利可图。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措施，到１９５０年秋天，商品滞销的情况全面缓解，全国城乡经济进一步活跃起来了。陈云同志总结说：６月以前是统一财经，６月以后是调整工商业。“只此两事，天下大定”。他又说，在中国，农业经济占主要地位。扩大农副产品购销，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半年来的财经工作完全说明，城市的繁荣是农村经济转动的结果。这一条道理，现在我们摸到了。他所说的“这一条道理”，至今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我国，对广大农村，对农业生产的任何懈怠，都将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

　  四

    中财委时期，陈云同志还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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