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弼时同志从莫斯科回到延安，随即参加了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不久，又担任党中央秘书长，负责书记处常务工作。他协助毛泽东同志领导了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的准备工作。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又委托他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3日，弼时同志作为大会秘书长，代表主席团宣布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我至今还记得，他在开幕词中特别指出：“在24年的奋斗过程中，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经掌握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三个字不仅成了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这次大会，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弼时同志是以全票当选的中央委员之一。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弼时同志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同志一起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弼时同志还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代具有很高威望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弼时同志是它的主要成员之一。

    我在自己的革命生涯中，也多次和弼时同志接触，每次都受益匪浅。使我终生难忘的，是自己在党内的两次重大工作变动时，都是弼时同志代表中央和我谈的话。弼时同志思想敏锐，谈话一针见血，又语重心长。其景其情，至今仍记忆犹新。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中央决定调我到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工作，任中央局副书记和军区副政委。那时，我正在延安，参加了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临行前，弼时同志和我谈话，说：中央决定调动你的工作，毛主席要我来跟你谈谈。毛主席和中央对你的要求是，协助刘、邓做好工作，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多做团结工作，搞好地方与军队的团结，搞好军队原一、四方面军干部之间的团结。他还强调说，日本侵略者已被打垮，宣布投降，但我们不能有和平麻痹思想，要准备蒋介石国民党进攻，来夺取抗战胜利果实。只要大家团结一致，我们就能战胜任何强大的敌人。弼时同志的这个谈话，一下子使我的工作方向十分明确。日本投降，时局正处在转折关头，需要我们清醒地应对。晋冀鲁豫军区的底子是一二九师，是以原红四方面军为主，加上原红一方面军及其他部队的部分人员组成的，来自不同的“山头”。在延安整风和七大时，毛主席曾反复提出：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主义。我当即向弼时同志表示了坚决完成任务的态度。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这一指示贯彻得不错，保证了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

    另一次是建国前夕。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此后第三天，我率华北局机关进入北平。3月25日，毛主席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率领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人员，由西柏坡迁到北平。4月初的一天，中央书记处开会，弼时同志通知我列席会议。他说：“中央决定，让你以后列席书记处会议。”那时，毛主席、党中央刚到北平，还住在香山。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则在北平城内。我想，华北局在“天子脚下”，研究有关工作时，叫我参加一下，是很自然的事，便说：“可以。我随叫随到。”弼时同志看出我没有领会他的意思，又强调说：“是列席书记处会议，是要你参与书记处的工作的。”他的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七大后的中央没有设立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是中央最高决策机构，责任重大。我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沉思半晌，觉得实在难以担此重任，便说：“这个决定，我觉得不合适。我不够格。”弼时同志解释说：“中央考虑过了，你够格。”我回答说：“恐怕中央对我估计高了，其实不副。”那时，弼时同志的病情已很严重，看得出来，他是强支撑着工作，我不便多谈下去。想不到，这竟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谈话。此后，直到1953年夏季财经会议的4年多时间，我一直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参加了中央一系列重大决策的讨论与制定。对会议的内容，我曾作了大量的记录。1965年，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来信，要我提供50年代初毛主席最初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有关材料。我根据自己的笔记本，致信田家英，择要叙述了这一过程。可惜，“文化大革命”中，这些笔记本在造反派抄家时全部被抄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实为一大憾事。

    弼时同志是个党性很强的人。他生性率直，又为人谦和，善于联系群众。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每每想起他不幸早逝，我总难以自已。今天，就以这简短的文字，寄托我对这位我党可敬可亲的英才和领导人物的深情缅怀吧！（人民日报 2004.04.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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