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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三个绰号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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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任弼时有 “骆驼”、“被子”、“党内的妈妈” 三个绰号，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其中蕴含的精神力量与人格魅力。
“骆驼”是忍辱负重的意思。任弼时身患严重高血压，长期抱病坚持繁重工作，当同志们劝他休息时，他却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任，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对此，叶剑英曾写道：“他是我们党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同志们也把这种表现形象地喻为“骆驼精神”。感念斯人，眼前不由幻化出浩瀚大漠风沙蔽日、人烟稀少、水缺草乏，而骆驼则身负重载、忍饥耐渴，如“沙漠之舟”般地朝着绿洲的方向，坚定地一步一步向前、向前。
叫“被子”，是因为任弼时为人厚道、公道，对待干部就像冬天盖一床棉被，让人家感到舒服、暖和，可以安安心心踏踏实实地度过寒夜。任弼时虽身居高位，新中国成立前就是“五大常委”之一，但他不讲“牌子”，不摆“架子”。凡此，当时的革命阵营有口皆碑。有句俗话叫“亲娘不如热被窝”，说的就是“温暖”的重要。对敌狠、对友和、对同志亲，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话。雷锋同志也曾说过：“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地温暖。”大体也是形象强调对人民、对同志要温暖、亲近、热情。
张爱萍将军在苏区时曾经被内定为AB团分子，任弼时经过甄别，完全推翻诬告，这才为后来新中国的国防工业保住了一位主帅。那是在1931年，任弼时同王稼祥、顾作霖等人，作为中央代表，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然而，就在他去后不久，中央苏区发生了一起不幸的事，出现了内讧———“富田事变”。在革命队伍里，掀起了到处揪AB团分子的浊浪，使得军队和地方，上上下下，人心惶惶，一批批干部和战士遭到无辜的冤杀。任弼时看到这种状况，心急如火。他承受临时中央对他“贯彻不力”的指责，在自己管辖的组织部门一次会议上，无所畏惧地提出：“我们不能轻信口供，要重调查！”“不要乱抓人，乱杀人。”“这次会议后，凡是枪毙人都要审批！”就在他主持的这次会议之后不久，从万泰地区送来一份案卷材料。他一看题目，是关于该地区负责人张爱萍是AB团骨干分子的事。对于张爱萍，谁能比他任弼时更了解啊！他是一个多么好的同志，年轻有为，才华出众。在上海，张爱萍做党的秘密工作，曾经几次被敌人抓捕入狱，在敌人各种酷刑的引诱下，他革命意志坚强，不屈服，不动摇，视死如归，表现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后来，经组织多方营救，才有幸出狱。后来，调入红军部队工作，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他同敌人你死我活地拼杀，身体多处负伤，仍然不下火线。从种种表现看，这不是一个AB团分子所能做到的呀！看来其中大有问题。“老顾！快起来，我有一问题请教！”任弼时拿起案卷跑出房门，连夜敲开了顾作霖的屋门，从床上把顾作霖拉起来。“什么事呀，深更半夜的？”顾作霖揉着惺忪的眼皮问。任弼时便把张爱萍的材料案卷递过去，说：“这里有份材料，你看看！这事如何处理？”顾作霖接过材料就着油灯看完后，也摇了摇头。他向任弼时征询似地看了一眼反问道：“你的意见呢？”“我就是怀疑！材料反映的问题，有很多矛盾，要进一步调查核实！”任弼时态度十分果断地说。顾作霖也赞同地点了点头。“那你明天就到万泰地区走一趟，详细核实后再研究处理！”任弼时叮嘱说。第二天，顾作霖去了万泰地区，经过反复的核实调查，反映张爱萍的所谓问题，纯属子虚乌有。任弼时听了顾作霖的详细汇报后，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由于任弼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解救了一大批像张爱萍这样的好同志。
著名作家丁玲在延安审干时的遭遇更是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帮助丁玲的第一次谈话中，她的所谓“历史问题”被提了出来，是周扬引出的话头，他提议要丁玲谈谈历史，把历史问题搞清楚，丁玲便把在南京被幽禁的情况和自己写过一个条子的错误，和盘托出。周扬、刘白羽、阮章竞三人听完，互相看看，肯定地说：“这当然是自首。”并且问丁玲，为什么过去不搞清楚。丁玲说：“我1943年在延安整风审干时就已经讲过了，但是没有做结论，离开延安时我去问过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对我说：‘党是相信你的，你尽管放心，好好工作。’我是完全听了的，也是照着做了的。1952年我也给安子文同志写过信，我也是希望有结论的。需要的话，我可以把这段历史在党组扩大会上再谈。”刘白羽说：“不要在扩大会上谈了。”
丁玲究其一生，最遭人怀疑的，遭攻击最猛的，就是1933年5月到1936年9月在南京被国民党拘禁的那三年，当时，她始终拒绝为敌人做事、写剧本、编报纸，没有以共产党员身份发表自首悔过的言辞，并且千方百计寻找党组织，终于在曹靖华、鲁迅、冯雪峰等人的帮助下逃离南京，转赴陕北。但是，为了应付敌人，早日获取自由，丁玲曾经写过一个纸条，内容是“出去后，不活动，愿家居养母读书”，以示自己的消沉，1943年她在延安审干时，主动向组织谈了这个事情。周扬十分清楚，这是丁玲浑身上下最脆弱的一环。在批判丁玲“反党”的时候，他出其不意，朝着丁玲的要害处猛刺了一枪。
丁玲晚年在回忆任弼时同志时说过：1940年有人告诉我，康生在党校说，丁玲如果到党校来，我不要她，她在南京的那段历史有问题。这话是康生1938年说的，我1940年才知道。我就给中央组织部长[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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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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