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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三个绰号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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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同志写信,让康生拿出证据来,怎么能随便说呢?我要求组织给作个结论。因为我来延安时没有审查过,组织上便委托弼时同志做这项事。弼时同志找我谈话,我一点也没感觉到他是在审查我。他叮叮当当地问我,我们像聊天一样,谈得很仔细。后来,中央组织部对这段历史作了结论。 中央组织部于1940年10月4日作出的《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中说:“中央组织部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的经过以后,认为根据现有材料看来,说丁玲同志曾经自首没有具体证明,因此自首的传说不能凭信,但丁玲同志没有利用可能(虽然也有顾虑)及早离开南京(应该估计到住在南京对外影响是不好的),这种处置是不适当的。”“虽然如此,但因对丁玲同志自首传说并无根据,这种传说即不能成立,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结论的末尾,有中央组织部陈云部长和李富春副部长的签名。陈云特意告诉丁玲,结论的最后一句:“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是毛主席亲自加上去的。当时,陈云同志要中组部把这个结论复写了一份交给丁玲保存,还在上面写道:“丁玲同志,这是中组部几次审查后对你的结论,请你保存一份。” 大翻译家师哲在苏联时因苏国内搞肃反而失去了工作,任弼时为他又找到了“饭碗”。师哲是一九二五年赴苏学习的。一九二九年时,共产国际东方部、苏联政府和中国代表团商定,挑选一批人到远东和西伯利亚等地实习做地方工作,师哲是其中的一个。在王明任代表团长期间,他几次要求回国工作,但都不予理睬。一九三八年,苏联政府规定:非苏联公民不得在苏联国防、外事和保卫部门任职。师哲被解职了。八月间,失去工作的师哲从西伯利亚再次到莫斯科找中共代表团要求安排工作或送他回国。接待他的是任弼时。师哲写道:他耐心地听明情况后,“给国际干部处打了个电话,把处长叫来询问详情,那人肯定了我的话全部属实,并说还有另外两个干部其遭遇和我完全相同,也来干部处要求解决工作问题。随后,‘陈林’对我说,他将同干部处协商安置我的工作,要我回去静候消息。”事后,干部处从西伯利亚保卫机关调阅了档案,两三个月后,师哲被调到中国代表团工作。师哲说,任弼时“是多么地不同于那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啊,在我这种交织着激动与感激的心情中,我真的觉得自己酷似重新回到母亲怀抱的婴儿!” 最有趣的是,任弼时听说师哲与妻子已失散15年,就非常留心寻找。结果,任弼时一次偶然路过安塞县侯家沟的小学时,听说有个女教师带着女儿在这里教书,一问方知,此女教师与师哲是老乡,女儿又姓“师”。任弼时当机立断,把这对母女带回延安。果不其然,这正是师哲失散多年的妻女。 “被子”还有周到的一面。都知道周恩来周到,但有件事,却不知道谁更周到。那是一个真实的笑话。任弼时与周恩来有一次住在同一窑洞的东西两间。每天早晨,任弼时都要出去吸些新鲜空气,又怕开门“吵”了周恩来,便每天都蹑手蹑脚地从窑洞的窗户上跳出去。这一天,他又这么跳了出去。而隔壁周恩来也因要咳嗽,怕吵醒了任弼时,就紧皱眉头,紧捂嘴巴,急忙走出门去。两人在门外相见,会意地笑了起来。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任弼时年龄不大,任弼时却是中央的大管家,因此得了第三个绰号“党内的妈妈”。早在“八七”会议上,任弼时就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历任共青团中央总书记、中共湘赣省委书记、红二方面军政委、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等重要职务,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任弼时担任“七大”筹委会秘书长,因为筹备“七大”和中央的经常工作是分不开的,所以他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秘书长。为了靠近毛泽东,便于工作,1940年10月至11月间,张闻天、任弼时和我都迁到杨家岭居住和办公。任弼时深知张闻天的长处和弱点,所以行政方面的工作他自己多干点,但经常同张闻天商量,他们相处甚好。中央到达陕北四五年了,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下,却迟迟没有建立起正常的、正规的工作秩序和程序,游击习气很浓。任弼时首先整顿和健全中央机构和工作制度。他首先成立了中央办公厅,任弼时自己任主任,把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调来任副主任,李富春是行政管理的能手,发挥他的特长。下设秘书处———王首道、曹瑛(又名石磊)负责;行政处———邓洁负责。秘书处下设一个材料组,专管党的档案。由任弼时总体设计、李富春具体实施,建立了干部供给制度———每人每年发冬装、夏装各一套及各级干部的津贴费标准(不过因被国民党封锁,津贴未能实施过);建立了行政制度、工作制度,明确了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了请示、报告和审批制度、财会制度、收发制度、会客制度等。中央机关建立了这些制度,军委、联防司令部、西北局、边区政府等,都纷纷仿效,很快就走上了正轨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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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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