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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奸去邪。在处理民族矛盾方面，伯益亦表现出远见卓识。舜时，三苗族离心离德，舜便派大禹武力征服，三苗不服，伯益提议，要恩威并举，德武相济。大禹接受了伯益的建议，撤退军队，实行文教德治，三苗族受到感化，终于归顺。
相传《山海经》为大禹、伯益所作。《山海经》是我国历史上的一部奇书，也是研究我国上古社会的重要文献。许多文献将《山海经》称为“伯益之书”。《吴越春秋》和东汉王充在《论衡•别通篇》里都有记载。伯益还是我国最早的凿挖水井的推广者，《世本》引《周易释文》：“化益作井”，《初学记》卷七为“伯益作井”。
禹按传统的禅让制度，举荐益为他的继承人。禹在东巡途中死于会稽，“以天下授益”， 却让自己的儿子夏启为臣。《史记夏本纪》记载益继位后，因辅佐禹的时间太短，不能为众诸候认可，而禹的儿子启的威望在伯益之上，于是启与伯益发生王位之争，伯益被启所杀；还有一种说法是伯益推让，辞归到他的封地费地养老，到箕山之阳隐居，于是启继帝位。我赞同第二种说法，当时众诸候倾向于启，启本人也愿意做这个首领，伯益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不会看不透形势再去争王位，回封地费地养老不失为上策（《越绝书》：“益死之后，启岁善牺牲以祠之。”）《辞源》“伯益”条中也引用了这一说法：也说明隐居的可能性。
说到箕山，还要提到一个上古人物许由，费县探沂镇有一个许由城的村庄，历史上叫许田城，据《左传》记载：“郑伯使宛来归祊，以祊易许田”。“郑伯以璧易许田”，据《费县志》记载，这个许田城后来被附会成许由城，许由是尧舜时代的贤人。据说帝尧曾多次向他请教，后来想把君位传给他，遭到了他的严词拒绝。他逃到了箕山隐居起来，帝尧派人找到了他，想请他出任九州长官，他跑到颍水边洗耳，表示不愿意听这种话。许由以自己淡泊名利的崇高节操赢得了后世的尊敬，从而被奉为隐士的鼻祖。
许由在颍水边洗耳，离费县相距甚远。伯益也是隐居箕山，据《费县志》记载，费县有两个箕山，一个在薜庄镇，薜庄境内有许多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遗址，与古费城很近；另一个箕山在现刘庄镇境内，箕山脚下有一鲁郎城遗址，许由城是一处春秋时期文化遗址，而与它对面祊河北的西西蒋遗址是龙山文化遗址，为省级保护单位。箕山与许由城，西西蒋遗址不过一二十华里，这个费县的讹传的许由，很可能就是费候伯益。据说伯益活到二百多岁，到现在，生活在箕山脚下的人仍是多长寿者。许由是隐士的鼻祖，伯益第二就当之无愧了。
徐子鼎——历史的见证
伯益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大廉，一个叫若木，启继帝位后，没有忘记伯益之功，大廉儿子就用他的名为姓，大廉就是廉姓的始祖。封伯益次子若木于徐，是徐国之始。子孙繁衍，至商时建立了徐国，逐渐成为东夷中最强大的一支，史称“徐夷”也称“徐方”、“徐戎”。 1966年9月，费县南张庄乡台子沟村（当时属费县上冶镇，即古费城）在修建水库时出土了一件青铜鼎，即：“徐子鼎”，经有关文物专家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徐子鼎”这件罕见珍品的出土，对考证与研究徐国及徐姓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该鼎是西周时期文物，理应为徐国王子赴蒙山祭祀时的祭器。“徐子鼎”在古费城附近出现，与其说是祭祀蒙山，不如说回费地祭祀他的先祖伯益更合适些。
这个强大的徐戎，后来给新建的鲁国的造成很大的威胁。周灭商后，武王封周公于鲁，因留京辅政，于是派伯禽代其就国，都于奄（今山东曲阜）。伯禽到鲁国不久，徐州之戎和淮浦之夷联合起来进犯鲁国，鲁侯伯禽率领诸侯讨伐，在费地（今山东费县，当时在鲁国的境内），也就是“徐戎”祖先的封地上，发表了他的誓师辞，史官记录伯禽的誓辞，名为《费誓》（见《尚书》），以严明军纪。在全体将士努力奋战及齐军的支援下，不久战事就形成了相持局面，在平定武庚、管蔡之后，齐、鲁、周三支军队又经过两年苦战，终于安定了鲁国。
不过，伯禽东征作《费誓》的伯益封费的故事不同，它不再是传说，而是一份正式的周代文献，是最早记载费地的文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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