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征伐攻战，从性质上说有义与不义之分，从形式上说有胜与败之别。正义之战，虽然难免失利于一时一地，但终将获得最后的胜利；不义之战虽然能够逞胜于一时一地，但终将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正义之战是人类的正义事业。毛泽东对此有深刻的认识。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公学教授何干之写信给毛泽东，向毛泽东汇报他正在从事的中国民族史研究。1939年1月17日，毛泽东复信何干之，指出：“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我以为是对的，尤其是两个态度。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只有一点，对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应采取不赞同态度，不使和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如东汉班超的事业等。”这里毛泽东指出，为抵抗而进攻是正义的战争，不属于侵略性质。班超所进行战争是为抵抗侵略而进行的正义战争。

　　班超（公元32年—公元102年），字仲升，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其父班彪、兄班固都是当时著名的史学家。班超少有大志，不修细节，涉猎书传，不耻劳辱。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东汉明帝命窦固等四路军马讨伐匈奴。班超投笔从戎，随窦固出征。窦固以班超为假司马率偏师进击匈奴，战于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获胜而归。后窦固又派遣班超率三十六吏士出使西域，招安西域诸国，以便抵御匈奴进犯。班超一行走南道，至鄯善（今新疆若羌县），出其不意击杀匈奴使臣，促使鄯善王广归属汉廷。此后，班超平定于阗（今新疆和田）、疏勒（今新疆喀什市），恢复了汉廷与此地区的关系。

　　建初三年（公元78年），班超率疏勒等国兵士万人，攻破姑墨石城（今新疆温宿、阿克苏地区）。班超欲乘胜平定西域诸国，于是上书请兵攻焉耆（今新疆焉耆）、龟兹（今新疆库本）等，班超提出“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若得龟兹，则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章帝知其功可成，于建初五年（公元80年），以徐干为假司马，带领千人增援班超。章和元年（公元87年），班超征发于阗等国兵二万五千人攻莎车（今新疆莎车）。班超兵少，以佯撤诱敌分兵，出其不意杀敌五千余人，莎车遂降。永元二年（公元90年），大月氏（今阿富汗境内）因怨恨班超拒绝其和亲请求，遣副王谢率七万大军，进攻班超。班超不以正面迎敌，击其援道。谢大败，大月氏降服。永元六年（公元94年）秋，班超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七万人讨伐焉耆，大获全胜，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永元七年（公元95年），东汉和帝封班超为定远侯，嘉奖班超经略西域22年“不动中国，不烦戍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八月，班超回洛阳，拜射声校尉。

　　弘扬正义之战，反对不义之战是中国兵法的本质特征。《司马法》曰：“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尉缭子》曰：“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认为战争是制止战争的有效手段，战争的目的是讨伐暴乱、禁止不义行径。鉴于战争本身是一种灾难，中国兵法还强调，战争手段就像水火一样，善于运用就能够造福国家，不善于运用就会贻害百姓。所以战争手段“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只能是唯义是举，不得已而为之。

　　毛泽东所说班超的事业“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是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情况下提出的。当时毛泽东还指出：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战争。对于正义战争我们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参加。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是阻碍进步的非正义战争，我们所进行的抗日战争是正义的战争。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进行正义战争的中国人民。

　　班超是在汉停止讨伐匈奴60年后，为抵御匈奴对汉边陲的不断骚扰、掠夺而经略西域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阅读《资治通鉴》时，在记载班超初入西域言“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及班超总结经略西域的经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处作了近十处阅点标识，对班超团结西域少数民族抗击匈奴入侵的事业仍然格外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