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奚、契丹两族，唐代称为两蕃。唐朝建立后，两族内附，唐廷在当地设置府、州，任命其首领为都督、刺史。武则天时，朝廷和契丹关系破裂，契丹发动叛乱，朝廷进行镇压，中原一方损兵折将，契丹则多次侵入内地。此后，契丹时附时叛；奚有时内附，有时叛归契丹。唐玄宗时，"奚既破伤，殆无遗噍（jiào，活人）"（张九龄《张曲江集》）卷8，《敕幽州节度使张守珪书》）；而契丹正处于大贺氏部落向遥辇氏部落转变的原始社会末期，胜兵四万多，私有制和阶级开始萌芽，建立政权正在酝酿之中。契丹为了掠夺财物，扩大地盘，不断寇边内侵；加上作为奴隶主阶级先驱者的军事贵族在酝酿建立政权时期的扩张野心，唐的民族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唐朝对于契丹的强悍缺乏正确的估计，误以为"契丹馀孽"（《张曲江集》卷8，《敕幽州节度张守珪书》），"孤弱"、"残蕞（zuì，小）"。（《张曲江集》卷8，《敕幽州节度使张守珪书》）唐玄宗执政初期，发动过对奚、契丹的战争，没有成功。后来，他对契丹的经常性抄掠，采取克制态度，《敕幽州节度张守珪书》说："寇抄之来，边境常事，苟非大敌，不劳我师"（《张曲江集》卷8）；《敕平卢使乌知义书》说："委卿重镇，安辑两蕃。"（《张曲江集》卷9）唐玄宗还多次以下嫁公主的政治联姻手段，来缔结同奚、契丹的友好关系。契丹这时虽然在酝酿建立政权，但由于自身发展状况的限制，还不可能建立独立的国家，于是，不依附唐朝，就依附唐的宿敌突厥。契丹依附突厥后，受尽剥削，权衡利害，又转而附唐。唐玄宗《敕契丹王据埒、可突干等书》说："卿顷年背诞，实养祸胎，今而知之，亦犹未晚。固是转灾为福，因败而成。""昔者之去，何其悖也，今兹又来，又何智也。""一则兵革都息，二则君臣如初，百姓之间，不失耕种，丰草美水，畜牧随之。"他布置边将做好安置工作，"务依蕃部所欲"。（《张曲江集》卷8）同时，唐玄宗下《敕突厥可汗书》，警告道："两蕃既归国家，亦即不合侵伐。""契丹及奚，诸蕃穷者，土地不足以放牧，羊马不足以贪求，远劳师徒，兼冒锋镝，胜不为武，不胜亦危，以此言之，当务其大者。"（《张曲江集》卷11）唐玄宗羁縻奚、契丹，可以牵制和孤立突厥，保障中原安全，同时，也有利于奚、契丹的社会进步和本族利益。然而奚、契丹屡次叛唐，唐玄宗不胜其忿，多次予以谴责。在给奚族首领的敕书中，他说："朕于诸蕃，含养过厚，忝预人类，亦合知恩"（《张曲江集》卷9，《敕奚都督李归国书》）；"而常持两端，遽即背叛，忘恩负义，岂是人心！"（《张曲江集》卷8，《敕投降奚等书》）在给幽州、平卢军镇兵将的敕书中，他说："顷者慰抚降虏，每事优给，而终不知恩，惟图反噬（反咬一口），名虽人类，实甚豺狼"（《张曲江集》卷8，《敕幽州节度使张守珪书》）；"两蕃残贼，馀类仅存，朕尝怀抚柔，冀其迁善，而数年之内，谋叛相仍，信是枭鸱，固非人也。"因此，他勉励军士们说："顷者所以列置军镇，递为唇齿，所虞在此，岂欲劳人？卿等委身边疆，为国展效，遇其反噬，得不讨除？"（《张曲江集》卷9，《敕平卢诸将士书》）安禄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元二十九年（741）由幽州（治今北京市）调到邻近奚、契丹的营州（治今辽宁省朝阳市），担任营州都督、平卢军使、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对奚、契丹的所谓"押"，其含义并非要将两族从肉体上消灭，而是怀柔、羁縻、监视、防范，以及还击其侵扰，这是唐玄宗对待奚、契丹政策的全部内容。

　　我们先看看安禄山的主要履历。起初，他只是个诸蕃互市牙郎，由于通晓东北多种民族语言，负责边地各族贸易。接着，在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手下任捉生将、偏将、衙前讨击使。开元二十四年（736）任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开元二十八年（740）任平卢军兵马使。次年所任职的具体情况，上段刚刚提到。天宝元年（742）分平卢别为节度，他任平卢节度使。天宝三载（744），兼任范阳（幽州）节度使、河北采访使。天宝七载（748），由柳城县开国伯晋爵为柳城郡开国公，赐实封三百户，并赐铁券赦免死罪。天宝九载（750），晋爵为东平郡王。次年，兼云中太守、河东节度使。当时全国共设九个节度使职务，他兼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天宝十三载（754），加尚书左仆射，赐实封千户。

　　安禄山和奚、契丹打过的大仗，见于记载的只有两次，都失败了。开元二十四年（736）奚、契丹初叛，他奉命讨叛，恃勇轻进，损失惨重。唐玄宗认为他"勇而无谋，遂至失利，衣甲资寇，挫我军威"，鉴于他也有勇斗诛杀之功，而寇戎未灭，欲收其后效，故而"且停旧官，令白衣将领"。（《张曲江集》卷9，《敕幽州节度张守珪书》）天宝十载（751），他发兵六万讨契丹，被杀伤略尽，自己也差点丧命。次年又发兵二十万打契丹，因内部矛盾，不进而班师。可见他的军事才能并不卓越。

　　史书记有他以奸诈手段诱杀奚、契丹事。唐人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卷上说他"常诱熟蕃奚、契丹，因会，酒中实毒，鸩杀之，动数十人，斩大首领，函以献捷"。《旧唐书》卷200上《安禄山传》说："前后十馀度欺诱契丹宴设，酒中著莨宕子，预掘一坑，待其昏醉，斩首埋之，皆不觉死，每度数十人。"《新唐书》卷225上《安禄山传》则说用这种办法"先后杀数千人"。《资治通鉴》卷216竟说成"动数千人"。愈是后出的说法，人数次数都愈多，无疑含有不实的成分。廓清这些成分，现在已有困难，但至少这一情节的严重程度是值得怀疑的。其一，一般地说，对于同样的事情，上当受骗不过两三次，为什么奚、契丹经常上当而不觉悟？其二，武则天时，营州都督不赈济契丹饥民，不尊重其酋长，契丹就杀他而叛，占领营州，一直打到今河北境内。既然安禄山打不过奚、契丹，奚、契丹为什么不对他的奸诈诱杀罪行进行报复？其三，民族间的仇隙短期内根本无法弥合，为什么安禄山军队中有奚、契丹壮士八千余人和契丹族将领孙孝哲等，都乐于为他卖命？因此，关于安禄山以奸诈手段诱杀奚、契丹的说法，无疑是由于他后来发动叛乱，名声极坏，而众恶归焉所致。

　　史书上也有几次安禄山献俘的记载。这应该有两种情况：其一是打胜仗所致，张九龄《贺奚、契丹并自离贰廓清有期状》即说"安禄山复有杀获"。（《张曲江集》卷14）此类情况当不少，从其立功部将的经历可以推知。例如：李忠臣"事幽州节度……安禄山"，"频委征讨，积劳至折冲郎将、将军同正、平卢军先锋使"（《旧唐书》卷145《李忠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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