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业。《诗经》里曾提到虞、芮两国打官司的事情：这两个国家

的君主为相邻的一块土地的所有权发生争执，不能平息，便说：

“西伯文王不是一位仁德之君吗，我们何不找他评判是非？”于是

一齐去朝见文王。他们到了周族邦境内，看到耕者互让田界、行

者互相让路；到了周人居住的村落，看到男女互不混杂，老人很受

尊重，到了周人的朝廷，又看到士、大夫之间连官位也相互谦让，

虞、芮两国君大为感动，认识到自己为一块田地发生争执乃是小人

之行，于是主动将这一块田地让出来，作为两国间的闲田处理。文

王作为周族邦的领袖，也得到广大庶民群众的拥护。《诗经》里描述庶民参加修建文王宫殿灵台的工程，没几天就造好了，虽然文王说工程不必太着急，可庶民却自发地踊跃参加。

周文王亦善于处理家族内部关系。《礼记》中记载，文王在做太子期间，每天要三次向父亲王季请安，鸡鸣一次，日中一次，傍晚又一次。倘若其父小有不适，文王便立即表现出十分忧惧的样子，走路也像没主心骨儿似的歪歪斜斜，直到父亲饮食重新好起来，文王才解除忧虑。每次厨子进食，文王必亲自察看饭菜凉热；吃完饭，又要问父亲吃得怎样，还要叮嘱管进食的人下次进食务须换新鲜花样，不要进重复之物，这是说文王对父亲的孝。《诗经·大雅》和《国语·晋语》也赞美了文王的类似的美德。后人评价周文王，说他是“内圣外王”，如果说能妥善治理歧邑是文王的“内圣”的表现，那么善于接纳诸侯就是文王永史称为“外王”的原因。《史记》说，文王暗中修德行善，使得许多诸侯背叛商纣王来归依他；又说文王礼贤下士，饭顾不得吃好，也要招待好来人，故天下名士多归附于他。

当时所谓天下，是一个诸侯邦方林立的局面。各路诸侯也就

是各地土著的氏族部落，甲骨文称它们为“方”，今人称之为

“方国”、“族邦”。各方国都还拥有相对的独立性，包括自己的

军队、行政系统、氏族首领的世袭权和祭祀本族祖宗的权力。天

下有许多这样的方国，周族只是其中的一个，商人称之为“周

方”。商族实际上也是一个“方国”，只不过它的势力大一些而

已。所谓的“商王朝”，乃是以商族为首，联合周围臣服于它的

若干方国组成的一个方国联盟。文王采取的这种争取诸侯的行

动，无异是周人从商人手中争夺天下的前奏曲。

周文王经过长时间的经营，到其晚年，不仅周族邦的政治经

济实力有很大的增强，而且在西方已形成了一个以周人为首，包

括许多周人近亲及与周人有着政治隶属关系的族邦组成一股强大

势力，“三分天下有其二”。由于文王在诸侯中的影响日增，纣王

遂下令将文王抓起来，囚禁于羑里（在今河南汤阴北），但文王手

下的散宜生等人采取贿赂的方法，用美女、骏马及珍异宝贝献给

纣王，使得纣不仅释放了文王，而且还任命他担任了西伯（西方

诸侯之首），并赐给他弓矢斧钺，令他掌管对周围地方的征伐之

权，这就使文王得以在商王旗帜下更加名正言顺地发展自己的势

力。

随着商周间势力的此消彼长，文王感到是时候可以公开打出

与商纣相抗衡的旗帜了，便于在位的第44年宣布受命称王，以

便更广泛地集结反商同盟军，加速反商的步伐。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文王受命这件事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

统治思想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所谓“天命”的说法在周代以前是

不曾有过的， 商代统治阶级的词语里是既没有“天” 也没有

“命”的概念的。商人们所信仰的是一种纯粹宗教性质的最高主

宰，它只是商人独有的至上神，是专门维护商朝统治阶级利益

的。而周人所谓“天命”，已带有一种理性的性质，它并不为周

人所独有，而是超越各部落和各王朝之上的客观公正的意志，它

不只钟情于一家一姓，而是视人们的表现是否具有“德”性而决

定将统治权授予不同的人群，因而天命不是固定不变的。统治者

为要获得或保持天命，就必须努力增强自己“德”的修养，即必

作者

须“敬德”，而“敬德”的具体表现，又主要体现在对于民众的关心爱护，即必须做到“保民”。就像文王所做的那样，由于文王实行德治，爱护小民，惠至于鳏寡孤独，所以天将大命授予了他；反之，由于商纣王实行对人民暴虐统治，显示他的”德”已经迷乱，因而上帝取消了原来赋予商人统治的“命”。更重要的是，由“天命观”生出的一种“革命”思想，对指导我国以后几千年政治上的改朝换代的斗争提供了理论依据。既然失德之君被革去天命，后来的有德之君起来取而代之是完全合乎上天旨意的举动，那么所有改朝换代的发动者都可以有理由把自己的行为说成是像“汤武革命”那样“顺天应人”的义举，甚至农民革命也往往打出“天命”和“替天行

道”的旗帜，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所谓“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等口号，都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天命”转移的色彩。

毫无疑问，这种由周文王发明，而为周代统治者继承的“天命观”，

较商代统治思想已有较大进步。它把服从天意与尽力于人事两者结合起来，实际是要统治者把主要精力放在改善与人民的关系上，所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对于那些习惯于放纵自己的骄横的统治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约束。西周统治者害怕自己由于失德而失去天命，常以此告戒自己，这在实践上也起到了一种改善统治的作用。后来人们谈到西周王朝的建立，总是从文王受命谈起，把文王的接受天命看作西周王朝建立的理论根据：先是天都的受命，才接着有武王的克商。由于周人将周朝的建立首先归功于文王，后世一些历史著作，或将工受命之年作为西周王朝纪元的开始。文王的受命称王，又是与在我国历史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华夏部落联盟的建立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他在领导反对商朝的斗争中，奠定了华夏民族的基础。周文王并不是一个传说中的虚构的人物，而是一个有实实在在的史实作为依据的华夏民族的缔造者，应当为所有中华民族子孙永志不忘。

文王以文治，但并非不讲究武功。不过从史籍看来，文主使用武力进行的征伐，都是在他受命称王以后。从文王受命到他去世，只有7 年的时间，这期间，文王加速了灭商的准备，或者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后方，伐灭不听命于周而长期敌对的方国，或是向东扩展势力，消灭商的羽翼。犬戎与周族相邻，是一个长期与周敌对的方国。文王即位之初，为集中精力治理内政，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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