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读书，重用文人，这里既有“不能

　　马上治天下”的客观需

　　要，更重要的是以此来抑制武将权势。因此，历宋一朝，高级官员都使用文人，就连专门掌管全国军事的枢密院长官枢密副使都是由文官担任的。除去南宋建炎，绍兴年间岳飞、韩世忠、刘琦这几个名将做到枢密副使，北宋在稳定以后，只有一个狄青当过枢密副使，这已是武将能做的最高官职了。像唐朝那样出将入相的事，在宋朝是不可想象的。

　　其实，赵匡胤用文人是包藏私心的，连老百姓都知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曾亲口对赵普说过：“五代时武人把老百姓害苦了，我现在就用读书人，找他百八的去管理天下，就算这些读书人再混蛋，再贪赃枉法，造成的祸害也赶不上一个武夫。”

　　大宋的基层政权都是文人出身的官员，那时哪怕做个小小的县令，皇上都要亲自和他面谈一次，这不仅是对官员的考察，对官员来说，荣宠的意味就更重了。

　　综观宋代，文官地位不仅很高，而且生活待遇之好更是现代人不敢想象的。除了工资薪水，还有茶酒钱、职钱、给券（差旅费）、厨料乃至仆人的衣食等各种各样的杂费，另外还有“职田”，依官阶高下可得田四十顷至一二百顷不等。哪怕退休了，也会给他们一个管理道教宫观的名义，借此还能领取俸禄。总之，宋代文官就算吃定朝廷了，是真正的“铁饭碗”。

　　相比较起来，文人在宋朝是最安全的，起码是没有生命之忧。有人说宋朝没有文字狱，那是不确切的，最著名的就是苏东坡的“乌台诗案”；党争也是有的，有新党、旧党，等等，不一而足，但从来没有人因此被杀。

　　不杀文人，是宋太祖赵匡胤留下的“祖宗家法”，北宋的每一位新君即位之前，都要在他留下的“誓碑”前发誓，其中的一条就是凡上奏章的士大夫绝对不杀，不管他写的奏章多么激烈，也不能杀。文人即使犯了罪，通常都是被流放了事。享受到此等待遇的就有鼎鼎大名的苏东坡先生，尽管那时海南岛是“蛮荒之地”，可总比被砍掉吃饭的家伙强得多。

　　文臣不再是五代时的“花瓶”，开始还真卖力气，将个大宋江山弄得花团锦簇一般。

　　文人跨马抡刀不行，种地不行，可他们会算计，搞经济建设是强项，短短几十年间，全国耕地扩大了将近一倍，农作物种类和产量也成倍增长，人口也有所增加。

　　宋朝还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不抑制商业的朝代之一，都市商业十分兴旺繁荣，十万户以上的城市达四十多个。京城开封更成为全国的商业中心，闹市、酒楼、茶馆、妓院林立，各地货物琳琅满目，连日本、朝鲜、阿拉伯等“舶来品”都可见到。

　　在文学方面，宋朝一点也不输于盛唐，唐宋八大家中宋就占了六位，宋词和唐诗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比肩而立的两座高峰，《新唐书》、《资治通鉴》对史学和文学的影响力至今不衰。

　　宋代的造船、矿冶、纺织、染色、造纸、制瓷业在生产规模和技术上，比唐代要大得多和高超得多。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三样，开发和应用主要是在这个阶段。

　　宋朝的官多，待遇丰厚，责任却很小，只要不出大错，会通过政绩考核“磨勘”，一路绿灯地上升，真是文人的理想时代。可惜，这样的制度虽然保证了大宋没有短命夭折，却造就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守旧、重文轻武、丧失血性的官场习气。

　　滥觞于宋太祖，又经宋太宗放大强化的这种官制，最后葬送了繁荣一时的大宋。矫枉虽必须过正，可文武皆为国家之大器，过于偏废哪一样，都会弊端丛生。

　  摘自《大宋的人 大宋的事》  张金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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