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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汉赵匡胤的“卧榻”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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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命为319年，仅次于汉朝的400余年。从空间上看，在中原地区形成的所有大一统帝国中，大宋帝国是土地面积最小的一个。最大时，其国土面积大约只有唐朝的一半左右；到南宋时期更加可怜，甚至不到明朝的三分之一或清朝的五分之一。从经济文化的情况来看，大宋帝国堪称辉煌灿烂，其发达程度丝毫不亚于或者说是超过了汉、唐、元、明、清最为鼎盛的时期，可能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发展的巅峰，甚至是当时世界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奇怪的是，它同时又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大一统帝国中，最为“积贫积弱”的一个。国家财政上的窘迫如影随形地伴随着帝国的所有时期，军事力量在面对外部的挑战和凌辱时，很少能够找到令人骄傲的记录。这种看起来完全矛盾的状态，真实地存在着。其根源，都可以在开国皇帝赵匡胤的“卧榻”情结中，寻找到答案。或者说，我们大约只能在赵匡胤的“卧榻”情结中，才能够找到答案。
客观地说，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所形成的地缘因素，造成了大宋帝国相当大程度的先天不足。这就是燕云十六州的割让。
燕云十六州的割让，可能是晚唐以后，五代十国时期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它直接影响到了此后400年间中国历史的格局。
公元936年，后唐帝国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起兵叛乱。他以割让长城以南的燕云十六州为代价，请求塞外的辽国施以援手。辽国的太宗皇帝耶律德光大喜，不惜御驾亲征，帮助石敬瑭打败了后唐军队。随后，辽国皇帝册封石敬瑭为中国皇帝，国号后晋。当时，时年47岁的石敬瑭为了表达自己感激涕零的心情，主动拜认比自己整整小了10岁、时年37岁的辽太宗耶律德光为“父”，自称为“儿”。大约是不如此作为，心里就实在过意不去的意思。并立即将燕云十六州交割给了辽国。从而，完成了中国历史上让人最不好意思说出口的一桩交易。而且，还给“儿皇帝”这个词，找到了一个准确的定义与出处。在整个世界历史上，这大约是独此一份。
燕云十六州所辖的土地东西约600公里，南北约200公里，全部面积差不多为12万平方公里。它们是：幽州，即今日之北京，当时称为燕京，又是辽帝国的南京；蓟州，即今日之天津的蓟县；州，即今日河北的河间；莫州，即今日河北任丘；涿州，今日河北涿县；檀州，今日北京密云；顺州，今日北京顺义；新州，今日河北涿鹿；州，今日河北怀来；儒州，今日北京延庆；武州，今日河北宣化；云州，今日山西大同；应州，今日山西应县；寰州，今日山西寰清；朔州，今日山西朔县；蔚州，今日河北蔚县。包括了今天北京、天津、河北西北部和山西大同周边的大部分土地。
翻开历史地图，我们就会发现，燕云十六州实际上囊括了当时中国东北部与北部地区最重要的险关要塞与天然屏障。这一地区的丧失，使本地区的长城及其要塞完全失去作用，致使整个中原地带门户大开，华北大平原全部裸露在北方游牧民族的铁蹄之下。
作为卓越的军事家、战略家，赵匡胤完全了解燕云十六州的重要地位。但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他相当理性地制定了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战略规划。他必须先统一中国本土，然后才能积聚力量，考虑夺回燕云地区。
在赵匡胤登基之初，宋朝的总兵力不到20万人，以步兵为主；所辖人口97万户，大约在400万人上下；财政状况不算太好，“帑藏空虚”，难以支撑大规模军事行动。辽国人口大约也在400万左右，军队总数为30万人，以骑兵为主。双方力量对比，显然是宋弱辽强。
为此，皇帝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叫“封桩库”，其职能就是在每年的财政收入中，划出一定比例的盈余存储起来，作为收复燕云的专项资金，由皇帝本人亲自掌握。赵匡胤的设想有两套，一是积蓄足够多的数量后，与辽国交涉，将这一地区赎买回来；如果不行，就散尽这笔钱，招募勇士，以武力夺回来。这段话，要是用文言讲出来的话，相当铿锵：“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皇帝还打了这么一个算盘:辽兵数次侵扰边境，如果我用20匹绢的价格收购一名辽兵的脑袋，辽国精兵大约10万人。费我二百万匹绢，就把他们消灭干净了。
到公元975年前后，宋朝已经基本统一了中国，所辖人口达到309万户，1000多万人口，军队总数将近40万人。赵匡胤底气十足，跃跃欲试。可惜，英雄暮年。上天没有给他留出足够长的时间，使他49岁正值英年就死掉了。否则，以他的才略，收复燕云应该说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他死后，他的弟弟赵光义继承了皇位，是为大宋帝国的第二任皇帝宋太宗。赵光义在位时，对辽国发动了两次大规模征战，都以全军覆没的惨败告终。其中有一次，太宗皇帝御驾亲征，在今天北京西直门外的高梁河一带，与辽军展开大会战。结果，大败。激战中，赵光义腿部受伤，坐在一辆驴车上狂奔，方才逃脱，保住了性命。史书上说，皇帝“仅以身免”。就是说，几万大军打没了，皇帝是一个人逃回来的。
就这样，赵匡胤终于在念念不忘的“卧榻”之侧，留下了一只酣睡的怪兽。一个半世纪以后，他的一个轻佻子孙，漫不经心地捅醒了这只怪兽。结果，在它的咆哮声中，整个大宋帝国轰然倒地。当然，这已经是后话。
四、赵匡胤从自己取得皇位的特殊方式中，时时忧虑他“卧榻”旁那些握有重兵的大将，于是他以特殊的思维方式，演义出“杯酒释兵权”的故事。
此时，变换一个角度观察，我们会发现，上面的讨论实际上仅仅说明了事情的一个侧面。如果回到赵匡胤的“卧榻”情结上去，我们就会看到，大宋帝国于开国之初，就整个被笼罩在这个情结的阴影之下。直接的证据是，在帝国最为重要的几项基本国策上，全部都能看到它的影子。这个心结不停地释放能量，最终，终于演变成了帝国上述的矛盾状态，并使收复燕云变成了几乎没有可能实现的朝代宿愿。
事实上，“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情结，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帝王身上都根深蒂固地存在着。问题在于，赵匡胤的这个情结似乎特别强烈。其强度足以促使他为新生的帝国制定出一整套相当特别的政策，并为其做出了周密的制度安排。从而，造就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大宋帝国。
从赵匡胤一生的经历考察，这种情形应该是由下列三个原因造成的：
一、大唐帝国从辉煌到崩溃的惨痛教训；二、他自己亲身参与其中的五代十国凶猛搏杀；三、他本人取得这个“卧榻”的特殊方式。
应该说，这三方面的经验，已经足够令赵匡胤对任何染指“卧榻”的可能，保持高度的敏感与警觉了。我们知道，在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上，这种敏感与警觉曾经导演出无数的人间惨剧。这些数不胜数的惨剧，让人拥有足够多的理由，怀疑中国人本性善良的说法。而且，更加糟糕的是，对于这些惨剧，中国人整体上已经习以为常，他们不认为自己的国家为了一两个人的缘故而付出巨大代价有什么不对，他们不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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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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