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领导人听完了吴阶平的汇报，他们神情严肃，相互间也不交换意见，谁也不先开口发言表态。

　　冷场了一会儿，张春桥呷了一口茶，他用右手食指向烟灰缸里轻轻地弹掉一点香烟灰，抬头看了一下东大厅房顶上那些熟悉的图案，用眼睛扫视了我们一遍，他语气平缓、慢条斯理地说：“你们都知道，总理是党、政、军，内政与外交工作的总管；他的工作别人无法代替。从现在起，到5月30号，有好几批外宾要来，最后一个外宾，是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他们都要求总理接见。这是执行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需要。所以，起码要到5月底以后，才能考虑怎么办的问题。你们不要急，急也没有用。我看那份病理化验报告单上写的结论，暂时不要告诉总理，以免分散他的精力，增加他思想负担。如果，你们担心总理会坚持要看化验报告单，你们可以先改一下结论嘛。”

　　我听了张春桥这一番话，差点儿气晕了。张春桥丝毫没有为周恩来的健康与治病着想并设法去解决问题，他说了一大堆空话，还要我们篡改病理报告单，岂非唆使我们违法，将来承担历史责任。

　　我们三人(吴阶平、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和我)彼此以眼神会意着，沉默了片刻。当时我认为，吴阶平的汇报已经把话讲透了。他作为医疗组长，已尽了最大的努力。考虑到他的身份，又不宜讲得太多，怕“言多必失”，若是说话豁了边，上头怪罪下来，谁也担待不起。假如别人说话过了头，还可以由吴院长出面来转圜。

　　我极不赞成张春桥关于修改病理报告单结论的意见，这决不是小事情。因为那是专家们的科学记录，上面写着周恩来×年×月×日尿病理学检查发现：“膀胱乳头状癌组织块”的结论，这白纸黑字，谁想要任意改动，势必要承担历史的罪责。

　　我坐在张春桥对面，心里拿定主意。在“大人物”面前我似乎有点忘乎所以地“放起炮来”：“春桥同志，我不大理解，为了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需要接见许多外宾，只要总理健康状况许可，本是他的工作职责。现在的问题是，总理的病情严重，他患的是癌症、冠心病、大量尿血，尿排不出来，每次解小便时不仅是痛苦，而且非常危险，很可能发生意外情况，危及生命。我真的不明白，总理迟早要住医院治病的，如果他现在就病倒了、正在医院抢救，党中央总会派人接替他的工作。可是，如今用总理的健康和生命安危作代价，去接待外国贵宾的做法，这样的代价是否太高了点？”

　　我一边说着话一边注视着张春桥脸上的神情变化。他大概没想到，一个小小的保健医生，好大的胆子，居然顶撞我张某人，真是胆大妄为！张春桥一脸的不高兴，眼看着他的雷霆之怒即将发作，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眼下，我不能顾忌太多。“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既不后悔也不害怕。

　　“春桥同志，我觉得那张病理报告单还是不要改动的好，至于跟总理怎么说，我们回去会商量妥当的……”言不尽意，不吐不快；我抢在他发作之前，赶紧补充道。

　　我说话时，看到张春桥脸上神色变化的瞬间，脑子里忽然冒出来我初次看见张春桥的情形。记得是在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大概是那天上午10时许，群众大会结束后，各路游行队伍经长安街由东往西行进，接受毛泽东主席的检阅。大概毛泽东感到有点累了，他进入城楼大殿内，在面向大殿正门里边的大沙发上靠着吸烟与小憩。

　　通常，在这种时候，除了周恩来走到毛泽东跟前谈工作，或是德高望重的朱德坐到两侧沙发上休息外，不仅我们工作人员，即便是领导干部亦很少从主席面前走来走去的晃悠。

　　就在这时，一个大约五十岁左右，中等个头，满头乌发，长方形脸盘，眉毛浓密的人，引起我格外的注意。他戴着棕色玳瑁边眼镜，穿着剪裁合体、熨烫得笔挺的深灰色中山装，看上去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他双眼直视前方，不顾盼左右，不跟任何人打招呼，给人一种小人得志、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感觉。

　　这个人究竟是谁呢？有人告诉我，他就是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刚刚调来北京的“大笔杆子”、“中央文革小组”大红大紫的实力派人物张春桥。

　　这时，张春桥走到大殿中央大门口，正好挡住毛泽东的视线。他站在那里，用手抬了一下眼镜架，双臂交叉在胸前，目光注视着天安门广场上参加###的、载歌载舞的百万群众和通过天安门前的游行队伍。他们或手执彩旗或捧着鲜花，向城楼上狂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张春桥好像也在大模大样地接受群众的欢呼。

　　此刻，坐在我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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