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学习不够？你还跟我犟嘴？”

　　田维新并不是犟嘴，他说的是老实话。江青不讲道理，他只好保持沉默。

　　“来人哪，把他的领章帽徽通通给我摘下来！”江青朝门外大声吆喝道。

　　立刻进来几个军人，走到田维新跟前动手摘下了作为革命军人荣誉标志的领章与帽徽。田维新昂着头一动不动地直立着，一副“视死如归”的革命军人英雄气概，对此未作任何表示。
　看来，今天的事情是江青成心要整人，她事先作了安排，会场门外的解放军战士能招之即来就是证明。

　　此时，会场里的人被江青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呆了，大家瞪大了眼睛，以恐惧、同情和愤懑的目光注视着这一切。我不理解这究竟是为什么？仅仅因回答不了《共产党宣言》是哪一年发表的这么一个问题，以至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对军队一名高级干部采取如此过火举动吗？是否太出格了？！

　　事情尚未结束，江青的威风还要继续耍下去。她像“法官”审“犯人”，接着转向第二个目标，又大声吆喝起来：“《解放军报》的华楠来了没有？”

　　“到！”华楠从人群中站起来向江青行了军礼回答道。华楠中等个头，是《解放军报》主编。

　　“你跟我说说，巴黎公社是哪一年成立的？”

　　华楠一时也答不上来，愣了一下，急得额头上直冒汗，他似乎说了个“1871年……月……”但未答出几月几号。

　　大家都为华楠捏着一把汗，为他着急担心，怕他遭到与田维新同样的厄运。但看来，江青的威风也耍得差不多了，再继续这样搞下去亦没有多大意思了。所以她没有更多地为难华楠，江青自己收篷作罢。

　　不久之后，田维新与华楠都被“靠边站”、罢了官！有人说华楠和田维新一定在什么事情上得罪了江青，或是他们代人受过，江青故意找茬进行报复，制造冤案。

　　在那年月，令人不解的是江青在军队里并没有任何职务，她也不同坐在主席台上的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商量一下，竟然擅自向军人下达命令整军队高级干部，是谁给了她这样至高无上的权力？要不，怎么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疯狂的年代呢？

　　在这同一次会议上，江青还有一件“张狂”的事情。她在整完田维新与华楠后，会议休息了几分钟，除了坐在主席台上的领导人短暂离开座位以外，出席会议的大多数人都不敢离开会场一步，连去洗手间的人也不多。

　　“剑英啊，听说你有个儿子在空军，他是怎么参的军呀？是不是走了后门啊？”在宣布继续开会后，江青一坐上主席台就气势汹汹地冲着叶剑英责问道。

　　江青本想借题发挥，利用“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机会一再制造事端企图扩大打击面来整治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但叶帅当时沉住了气未予理睬；事后，他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及此事。毛泽东对此表示：参军走前门的也有坏人，走后门的也有好人。他不让干扰“批林批孔”大方向，故有关“走后门”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周恩来病情恶化，血尿加重，输血89次，张春桥叫医生篡改病理报告单，阻拦周总理及时住院治疗，王洪文干扰治疗若从1966年往后推迟七年，到了1973年；这一年，对于周恩来，毫不夸张地说，真是一个“黑色的一九七三年！”

　　1月13日因膀胱癌突然出现血尿，病情持续恶化两个多月，到了3月10日才得以进行最必要的治疗。

　　1973年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周恩来在国际俱乐部请一位朋友吃完晚饭后便赶往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去主持政治局会议，他在进会议室之前急着去洗手间，我跟进去观察小便情况，又发现鲜红色全程血尿，这提示周恩来身上的恶性肿瘤再次复发了，不用说，他对此心里亦是明白的。总理没有说什么，我也只得默默无言地走到会场外面去等候着。

　　周恩来的健康状况变得较为复杂，原有的冠心病加重，膀胱癌复发、血尿日益明显，按理应考虑住院作进一步检查、治疗及休养，不能再拖下去了。可是，政坛上常常是风云突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周恩来的日子愈加不好过了。所以，总理的治病问题只得暂时搁置下来，一直拖到1974年3月12日方作第二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这次治疗的效果极不理想，病症很快又复发了。

　　1974年初夏，正是西花厅海棠花盛开的时节。周恩来患的癌症恶化了，病情越来越严重。医疗组通过各种途径进口了必要的医疗设备和药品，千方百计采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各种内科保守疗法，对抑制癌瘤的发展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由于肿瘤发展快、迅速增长、溃烂、出血量增多，流血速度加快，使膀胱里蓄积了大量的血液并凝结成血块，堵住了尿道内口，致使排尿发生严重困难。

　　起初，堵塞在膀胱内的较小血凝块，解小便时只需稍用力便可以排出去；但稍大一些的血凝块不容易随尿流排出去，以致周恩来在排尿时十分痛苦。我见到他用晃动身体、扭动腰部、不由自主地跳动等办法想把堵在尿道口内的凝血块移动开，或是挤出来。周恩来痛苦异常。

　　我真恨不得自己能代替总理生这样的病，替他来承受痛苦。

　　当一些小的血凝块随尿流一起比较痛快地排出来之后，总理往往会长长地嘘出一口气，他的额头已经微微地沁出了些许汗珠。此时，周恩来已受尽了病痛的折磨，精疲力竭地躺到沙发上去静养一会儿，准备下一个回合的“战斗”，因为小便并没有排出来多少。

　　专家、医生、护士和警卫人员都心急如焚，但就是插不上手，帮不了忙，不能为病人及时解除痛苦。专家组的医生们看到自己的病人、敬爱的领袖周恩来总理受这么大的罪，一个个都难过极了。周恩来每次解小便，不仅痛苦，且有发作心绞痛、心肌梗塞以及严重心律紊乱等生命危险。

　　这样的时刻，周恩来在忍受着巨大的病痛，专家们也在忍受着心灵上的煎熬。大家痛感人类的科学太落后、自己身为医生的无能，觉得惭愧之至，简直无地自容！

　　到了5月上旬，更加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我们送到北京医院的尿标本病理化验结果出来了，报告单上写着：“发现脱落的膀胱乳头状癌组织块！”这说明肿瘤长大较快，癌组织坏死脱落，或许是恶性肿瘤发生转移的信号。

　　医疗组感到情况实在太严重了，总是这样拖着不解决问题也不是一个办法。大家心里已是愤愤然了。于是，再次请求中央领导人接见我们，直接听取医疗组的口头汇报。

　　一天傍晚，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我们的党中央领导人有叶剑英、张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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