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恩来逝世后，遗体安放在水晶棺里，从北京医院送到了八宝山公墓，当火化工人要将总理的遗体送进火化炉的时候，也就是这些曾经为周恩来长期服务过的大会堂工作人员、医生及护士……他们真像“疯”了似的，扑到水晶棺前哭得死去活来，护着棺盖不让火化工人接近水晶棺。其情景可撼日月。

　　春天本是大自然生机勃发、阳光灿烂、万紫千红的好时光。

　　可是，1974年的春天，对于周恩来说来仍是春寒料峭，日子非常严峻。年前，江青一伙整周恩来未能得手，他们如何能罢休？此时，他们又发起了“春季攻势”。

　　“一·二五”大会“四人帮”向周恩来发难；江青要罢田维新的官；她当众指责叶剑英农历新春伊始，江青一伙以批判林彪为借口，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了一个恶名昭著的“批林批孔”大会，后来人们称之为“一·二五”万人大会。此会名为“批林批孔”实是“批周公”。当时，中央与国务院各系统的批林大会本该由周恩来召开并主持会议。可是蓄谋已久的江青一伙对周恩来搞了一个突然袭击。

　　那天下午三点多钟，在周恩来事先毫无准备的情形下，他们设下了圈套，通知周恩来去首都体育馆参加会议。为了顾全大局，周恩来一到会场，首先作自我检讨说：

　　“军队的同志(张春桥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批林’问题上先走了一步，春桥同志昨天在京西宾馆已主持召开了大会。我们中央和国家机关走晚了一步……”

　　周恩来的话音一落，江青、张春桥及其追随者立即篡夺了会议主持权。他们大声吼叫：“我们就是要搞斗争哲学”，“我们就是要斗、斗、斗……”他们嘴巴紧贴麦克风，声嘶力竭地吼着、扩音器音量开得又大，发出阵阵刺耳的尖叫声，令人耳膜胀痛。他们在一片狂叫声中不乏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我同其他领导人的随员坐在主席台背后休息室里，听到扩音器里传来疯狂的喊叫声，令我毛骨悚然。

　　我的妈呀！这林彪摔死只有两年多，中央与国务院各部委刚刚撤销“军管会”，恢复与建立部长及部党组领导体制，全国形势才出现一点稳定的苗头，难道“文化大革命”这出悲剧还要越演越烈？

　　江青不时地站起来传达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指示，姚文元也少不了插上几句应声虫似的话。会场上，那一男一女两个响当当的造反派依仗着江青等作后台，以为尚方宝剑在手，仗势欺人、目空一切。他们在训人时，气势汹汹，大喊大叫，在没有得到中央正式批准的情况下，竟然在大会上公开点名批判郭沫若等几个领导人。他们张狂至极，整个会场气氛紧张，形势咄咄逼人，充满了火药味。

　　继“一·二五”大会之后，江青、张春桥之流掀起的“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波澜达到了高潮。农历初五那天(1月27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集了解放军总政治部和《解放军报》等军队宣传系统的负责人开会。到会的领导人有周恩来、叶剑英、康生、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和汪东兴等人。大会堂东大厅里临时设置的主席台约高出地面十来公分，领导人坐东面西向着群众。

　　这天晚上来参加会议的人大多亲身经历了“一·二五”大会，已有了经验。他们进入会场落座后，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注视主席台上的动静，交头接耳，猜测今天晚上的会议又有什么新花样。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神情严肃，只说了几句开场白。

　　江青早已等不及了，跳出来发言：“我们政治局的同志商量了一下，‘批林批孔’在全国各地开展不平衡……”江青发言的中心意思是，中央决定要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派驻记者当联络员。她着重指出：联络员可以参加地方党、政、军的党委会议；有权使用地方上的保密电话机同“中央”直接联系；地方党、政和军队领导机关应给予方便与协助，不得进行干预或阻拦，要直接掌握各地的情况。江青的讲话已经表明了“中央”对地方各级领导层的不信任态度。

　　江青讲话时，张春桥时有插话，康生和姚文元作补充或是注解，但意思也是大同小异。这使出席会议的人都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顿生忧虑及不安。会场上寂静无声。

　　这时，江青忽然又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道：“总政的田维新来了吗？”

　　“到！我在这里。”田维新是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是一位高个子的标准军人。他坐在人群中间，听到江青呼叫他的名字，立即站起来在原地立正，向江青行了军礼回答道。

　　“田维新！我问你，《共产党宣言》是哪一年发表的？”

　　“……”田维新一时语塞，回答不上来。如果事先未作准备，恐怕能答得上来的人不多。

　　“田维新！我问你呢，怎么不回答？！”

　　“好像是184……”

　　“你这个总政治部副主任，军队高级干部，连《共产党宣言》都说不清楚！”江青怒斥田维新。

　　“我，我没有准备……学习得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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