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突然尿血1973年1月13日，正值隆冬季节，农历三九寒天滴水成冰。寒冷刺骨的西北风呼呼地刮了好几天，把天空“清扫”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片云彩。这天大清早6点多钟，周恩来批阅完大量文件离开了办公室。按他的老习惯，仍然怀抱着一大摞文件放到卧室床头边。然后，他去卫生间洗漱。解小便时，突然排出大量鲜红色血尿，使整个抽水马桶里的水都变成红色，把照顾他生活的当班警卫老张吓坏了。

　　此时，我在内院东厢房里刚洗漱完毕，吃了安眠药躺到床上。忽然，房间里平时只响几下的电铃呼叫声，此时“吱、吱、吱吱……”持续不停地响了起来，紧接着，我听到急匆匆的脚步声来到我的房门外，随后是一阵“咚咚，咚咚”的敲门声。我只说了声：“请进！”老张已推门进来了。

　　只见老张神色紧张，气喘吁吁，手里举着玻璃尿壶。这时天色已经大亮了，他高声嚷道：“张大夫，你瞧，这下子可糟了，小便全红了！怎么办？你快去吧，总理正在卫生间里等着你呢！”

　　我急忙穿衣起床，拉开了窗帘，室内亮堂了，看到老张举着尿壶的手在抖动，玻璃尿壶中有大约二百多毫升的鲜红色血尿在晃动。

　　“总理怎么样？他说了什么吗？”我一面穿衣服，一面急切地问道。

　　“你快去卫生间吧，他在等你哩！”他说完话，便独自走了。

　　我赶紧追出房间去，紧跟在他后边一路小跑来到总理身边，他正穿着睡衣，平静地躺在大沙发上等着我。

　　我见了总理，简单地问道：“我看到了血尿，您排尿时有没有特殊的感觉，身上有无不舒服？”

　　“没有特别的感觉。”他说。

　　这时，我看出来，他还是有点紧张。他说话时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非常严肃的样子，眼睛不看我，而是盯着天花板。他违反“常规”地没有问我为什么会有血尿——这样一个通常他是不会轻易放过的问题。

　　我见周恩来不再说话，我也不愿再引出别的什么叫我难以应答的话题。我觉得此时此刻说什么话均是多余的，没有任何意义，倒不如请他早些上床睡觉。于是，我向他建议道：“您先服一点安眠药睡觉，我马上请吴阶平院长和卞大夫来，一起商量诊断及治疗问题。”

　　“好么。”周恩来只说了两个字。当我要离开时，他从沙发上起身，说：“我要解小便。”

　　我立即扶他到抽水马桶边，并拿着玻璃尿壶去接尿，玻璃尿壶里大约有几十毫升鲜红色血尿，不，那是鲜血。泌尿科临床医生称此为“全程血尿”，即整个排尿过程中排出来的都是血尿。另一些病人，他们排尿开始时排出的是颜色正常的小便，到排尿行将结束时排出的尿呈“鲜红色”，专家们称之为“终末血尿”。

　　看来，对于“膀胱癌”这三个字，再也无法跟周恩来捉迷藏下去了。周恩来患早期膀胱癌，只要不及时治疗，血尿是迟早会出现的，这本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但是，今天早晨突然出现了血尿，我又亲自用玻璃尿壶接下了他排出的鲜红色尿液，预料已成为事实。此时，我的心里相当紧张，尤其在见到周恩来那种难以名状的无言，又似有点苦涩的神情，我感到很难过。

　　周恩来解完小便回卧室去睡觉。见他未向我提什么问题，亦没有话要对我交代，我即吩咐护士给他加服止血药、镇静药和防止发作心绞痛的药物；若他在睡眠中醒来有何不适，或是起床解小便，都要叫醒我去观察病情。

　　因为是清晨，估计吴阶平院长尚未离家到单位去，我向护士交代完事情，马上出来给吴院长挂通了电话，将清晨发生血尿等一切情形，简短地向他叙述了一遍，并商定派汽车接他到西花厅来。吴院长听后很焦急，希望立刻亲自来看望周恩来。

　　吴阶平院长是著名的泌尿外科专家，更重要的是他不仅熟悉我们的保健工作，并且对党中央许多领导人都很熟悉，我们同他讨论任何问题可以直截了当，不必有何忌讳。

　　吴阶平、卞志强和我，对周恩来的病情都是清楚的，可能预见到的各种病情变化及其可采取的相应措施都有预案；有关情况，我们也曾在1972年5月向党中央作过口头与书面报告。现在我们聚在一起要商量的首要问题是，根据今天早晨周恩来发生血尿的情况，立即提出请求，向党中央负责同志口头汇报，同时写一份书面报告呈中央各有关领导同志，希望周总理能尽早住院治疗。

　　清晨，邓颖超起床后，待她从盥洗室里出来，我们立刻向她报告总理的病情变化；向她说明，一旦出现血尿，就再也无法对总理隐瞒病情了。我们告诉邓大姐：已经将情况与当前的应急措施通报了中央办公厅主任，一方面是让她了解真实情况，同时也为听取她的意见，想得到她的理解与支持。

　　“这几天，总理实在太累了，应该让他多睡几个好觉。”邓颖超听完了我们的汇报后，镇静而又不无忧虑地说。她没有表示其他不同的意见，我们随即告退出来。

　　我们一方面等待上级对医疗组所写报告的批示，同时通过有关渠道打听和吁请中央尽快批复医疗组的“病情报告”。

　　吴阶平提议，由卞志强报请党中央批准，邀请全国最著名的泌尿外科专家：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泌尿科主任熊汝成教授、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泌尿外科虞颂庭教授、北京友谊医院泌尿外科主任于惠元教授、协和医院泌尿外科吴德诚教授等；心脏内科专家有刚从上海调来北京阜外医院的陶寿淇、协和医院心内科方圻教授；我国麻醉医学权威、阜外医院麻醉科主任商德延教授，以及北京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麻醉科主任谢荣教授；普外科专家吴蔚然教授等十余人到北京集中，共同会诊，讨论诊疗方案。我们尽力采用内科保守疗法维持，居然又勉强地拖了一段时间。

　　一直拖到了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才有可能离开工作岗位，当时出于保密考虑，故没有让他住医院，而是安排他住在玉泉山进行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

　　这次膀胱镜检查发现肿瘤比预先设想的情况要好，肿瘤只有0.5公分直径，呈绒毛状，很表浅，因而治疗效果非常显著，只在电灼术后数天，尿色就完全清澈透明。
　但是，已经75岁高龄、身患癌症而且持续尿血的周恩来，他仍然带病坚持工作两个多月后才去玉泉山治病。可他治疗后只休息了近两周左右时间，便返回西花厅不停地忙碌起来了。

　　自然，周恩来也确有他的难处。原先，周恩来几乎每天通过大众传播媒体——各大报纸、电台、电视台同广大人民及海内外朋友见面。此时，忽然间，周恩来“失踪”近两周音讯全无，有谁知道他去了玉泉山治病呢？尤其在那样的年月势必引起海内外舆论界议论纷纷。各种各样的传言和猜测也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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