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温总理在文章中则强调，“社会主义制度与民主政治不是相背离的，高度的民主、完备的法制，恰恰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是成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标志。”对这一论述，您怎么看？
俞可平：我一直讲，利用那些引人入胜的价值和理论来推行霸权主义，是一些西方政客惯用的伎俩，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惧溺自沉，在这方面我们教训深刻。例如，西方一些政客把人权当作其推行霸权主义的工具，我们曾经因此而讳言人权，把它当作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
民主问题尤其是这样。一些西方政客搞所谓“民主输出”、“民主推广”，在民主的幌子推行其霸权主义，搞“和平演变”，强迫其他国家的人民接受其政治价值。我认为，这种做法是一种国际政治的专制，我们当然要坚决抵制。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讳言民主。正如温总理所言，民主是人类的共同价值，更是社会主义的内在价值。就其本义来讲，社会主义不但与民主不可分离，而且应当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民主。社会主义是汪洋大海，能够而且应当吸纳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当然包括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即民主与法治的合理成果。
《21世纪》：温总理在文章中说，我们要扩大民主、健全法制，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样做，就能使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在国际上得到更广泛的理解和认同。您如何理解这句话？
俞可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仅创造了经济奇迹，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而且政治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民主法治建设方面也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国外一些人对我国的发展存在着一定的误解，而且这种误解主要集中在我国的政治发展道路上。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与其他国家的民主既有共同之处，也有很大的差异性。我们需要想方设法增强国际社会对我国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解与认同。但是我认为，我们发展民主的主要目的决不是为了对外宣传，而是因为它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21世纪》：温总理还指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是否是普世价值的问题。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俞可平：马克思主义反对抽象地谈论民主，因为民主有其现实的政治经济基础和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但是反对抽象的民主观，不等于不承认民主有其普遍性的一面。其实，任何事物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民主也不例外。马克思揭示了民主的阶级性，但他本人也极其明确地说过，“只有民主制才是普遍与特殊的真正统一”。
在我看来，在民主问题上有些人还有不少极端的、片面的和模糊的认识。例如，有些人一提到民主就断定只有西方的模式，倡导民主就是倡导西方的政治价值；而另一些人则相反，一说中国特色的民主，就以为与其他模式的民主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有些人将民主与法治对立起来，认为倡导民主就是否定法治；有些人把民主简单地等同于选举，另一些人则以为协商是民主的第一要义。
我在早些年的文章中曾经专门论述过民主的要素。民主的概念在公元前1500年就出现于古希腊，数千年来，从定义上说，其最基本的意义并未发生多少变化，即“人民的统治”或“主权在民”、“人民当家作主”。这就是民主概念普遍性的一面。但民主的具体意义、要素和实现方式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现代条件下，民主政治首先意味着一系列保障公民权利的制度和机制，离不开选举、法治、公民的参与、权力的制约。但每个国家都会有自己独特的民主道路和民主模式，这就是民主的多样性和特殊性。
《21世纪》：说到对民主的理解，您去年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广为流传，网上的绝大多数人都给予了充分肯定，但也有一些不同的评论。例如，有人说您没有注意到民主的局限性，忽视了法治和现实条件等。您怎么看这些反应？
俞可平：我是一名政治学研究者，从获得政治学博士至今已近20年。我并不比别人聪明，当然也不觉得比常人愚笨多少。因专业使然，关于民主，我读过不少书，做过深入思考，也写过不少文章。你提到的那篇文章，只是我关于民主思考的部分反映。我也注意到文章引起的反响，对拙文的少数质疑，我在从前的文章多有论及。如我认为法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要素，中国的民主必然有自己的特色，民主不是单纯的选举等等。至于说我的文章“没有注意到民主的局限性”，更毋须我多说。只要看了文章就知道，通篇都在比较民主的优点与不足，有近一半的篇幅是讲民主局限性的。
读了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