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公平正义是全社会的责任，包括企业、民间组织和政府机关，但主要责任在政府。如果说市场行为是实现效率的主要手段，那么政府行为则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主要手段。

　　政府是社会公共品的主要供给者，政府应当提供三个方面的公共品：一是公共政策、二是公共服务、三是公共设施。

　　《21世纪》：实现公平正义的成败关键是否在于政府？政府应当提供哪些公共品？目前的社会现实当中，有碍公平正义实现的不规范的政府行为包括哪些方面？

　　俞可平：实现公平正义是全社会的责任，包括企业、民间组织和政府机关，但主要责任在政府。如果说市场行为是实现效率的主要手段，那么政府行为则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主要手段。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保障。从政府自身建设来看，其理想目标就是善政，公正始终是善政的一个基本要素。

　　政府是社会公共品的主要供给者，应当提供三个方面的公共品：一是公共政策、二是公共服务、三是公共设施。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建设一个服务政府，而评价“服务政府”的主要标准就是政府提供上述公共品的数量和质量。政府要积极提供更多的社会公共品，特别是在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医疗卫生、义务教育、基础交通、公共安全、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

　　政府是市场产品质量和社会服务质量的管理者，其自身也同样有质量问题。正像消费者对商品有质量要求一样，公民对政府提供的管理和服务也同样应当有质量要求，甚至是更高的要求，政府应当成为优质服务的模范。

　　我认为，在维护公平正义方面，政府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政府提供的社会公共品数量相对较少，不少公共品的质量不高；“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合法化”的现象比较严重；干部的特权腐败现象还居高不下；政策打架、政令不一、政出多门的现象时有发生；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程度有待提高，决策失误过多；决策多变，缺乏必要的连贯性。所有这些都严重损害政府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也严重影响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公信力。

　　《21世纪》：有人说，公平问题通常产生于市场失灵，而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分配不公和市场失灵不是单纯因为强调效率，更多是由于政府权力进入市场所造成的。您是否同意这种看法？

　　俞可平：我与一些人的看法不同，我认为市场经济的自然逻辑本身就会产生出社会的公平问题，这是市场的局限性所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实现公平正义，政府需要对利益分配进行强制性干预。例如，维护社会公正所需要的“福利国家”政策，没有政府的强制性干预怎么可能实现？不少伟大的进步思想家反对市场经济，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们无知，事实上他们确实看到了市场经济的内在局限性。我们的问题是，在一些情况下，政府管了不该管的事，包括对市场的不适当干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政府没有很好地管应该管的事，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环境保护等。

　　《21世纪》：政府行为的不规范，和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管理一切”的传统有关。在公共服务领域呼吁“政府归位”的背景下，有人担心，政府会重现包办代替市场、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功能。我国现在既要继续发展生产力，又要同时实现公平正义，两大任务之间应当如何协调和平衡？如何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俞可平：实现公平正义，需要“政府归位”，但政府“归位”，只是说政府要担负起主要责任，特别是要努力建设服务政府，提供更多高质量的社会公共品，但绝不是回到政府包揽一切的“全能主义”状态。现在，企业和民间组织正对社会生活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而且有些作用是政府不可取代的。因此，在维护公平正义方面，政府也应当更多地发挥市场体系和公民社会的作用。

　　公正与效率从根本上说不应当是矛盾的，因为它们的作用各有侧重，效率的重点作用领域是利益的生产，而公正的重点作用领域是利益的分配。但是，它们的关系正像自由与平等一样，有时确实会发生冲突，这就要看实际情势，需要政治家的审时度势和高瞻远瞩。例如，改革开放初期，效率问题显然比公平问题更加突出，当时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完全正确的。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极大变化，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应当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民主一直是我们追求的价值

　　在民主问题上有些人还有不少极端的、片面的和模糊的认识。读了温总理的文章后，我想说的还是这句话：民主肯定是个好东西！

　　《21世纪》：温总理在前述文章以及“两会”上都表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推进两大改革：一是推进以市场化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一是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国家领导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这样高的战略层面，您认为传递了什么信息，其时代背景又是什么？

　　俞可平：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是分不开的，在中国尤其如此。我一直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事业，首先是由政治体制改革推动的。如果不结束文化大革命、不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不把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就谈不上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

　　当然，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反过来又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从来都是我们的两大任务，一直在不断推进。温家宝总理只是再次重申了我们的改革目标和任务，当然，这样明确地强调发展民主政治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十分令人鼓舞的。

　　《21世纪》：有人担心，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期，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比较多，这时候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搞不好会“乱”，对此您怎么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具有怎样的战略意义？

　　俞可平：这里确实有个“两难困境”：一方面，我们必须维护社会政治的稳定，没有稳定就没有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安居乐业；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又要求政治体制进行相应的重大改革，政治体制的重大改革可能会影响社会政治的稳定。

　　如何走出这个“两难困境”，大家想了许多办法。我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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