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有人说，公平问题通常产生于市场失灵，而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分配不公和市场失灵不是单纯因为强调效率，更多是由于政府权力进入市场所造成的。您是否同意这种看法？
俞可平：我与一些人的看法不同，我认为市场经济的自然逻辑本身就会产生出社会的公平问题，这是市场的局限性所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实现公平正义，政府需要对利益分配进行强制性干预。例如，维护社会公正所需要的“福利国家”政策，没有政府的强制性干预怎么可能实现？不少伟大的进步思想家反对市场经济，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们无知，事实上他们确实看到了市场经济的内在局限性。我们的问题是，在一些情况下，政府管了不该管的事，包括对市场的不适当干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政府没有很好地管应该管的事，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环境保护等。
《21世纪》：政府行为的不规范，和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管理一切”的传统有关。在公共服务领域呼吁“政府归位”的背景下，有人担心，政府会重现包办代替市场、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功能。我国现在既要继续发展生产力，又要同时实现公平正义，两大任务之间应当如何协调和平衡？如何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俞可平：实现公平正义，需要“政府归位”，但政府“归位”，只是说政府要担负起主要责任，特别是要努力建设服务政府，提供更多高质量的社会公共品，但绝不是回到政府包揽一切的“全能主义”状态。现在，企业和民间组织正对社会生活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而且有些作用是政府不可取代的。因此，在维护公平正义方面，政府也应当更多地发挥市场体系和公民社会的作用。
公正与效率从根本上说不应当是矛盾的，因为它们的作用各有侧重，效率的重点作用领域是利益的生产，而公正的重点作用领域是利益的分配。但是，它们的关系正像自由与平等一样，有时确实会发生冲突，这就要看实际情势，需要政治家的审时度势和高瞻远瞩。例如，改革开放初期，效率问题显然比公平问题更加突出，当时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完全正确的。但现在情况已经发生极大变化，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应当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民主一直是我们追求的价值
在民主问题上有些人还有不少极端的、片面的和模糊的认识。读了温总理的文章后，我想说的还是这句话：民主肯定是个好东西！
《21世纪》：温总理在前述文章以及“两会”上都表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推进两大改革：一是推进以市场化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一是以发展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国家领导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这样高的战略层面，您认为传递了什么信息，其时代背景又是什么？
俞可平：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是分不开的，在中国尤其如此。我一直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事业，首先是由政治体制改革推动的。如果不结束文化大革命、不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不把党的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就谈不上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
当然，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反过来又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从来都是我们的两大任务，一直在不断推进。温家宝总理只是再次重申了我们的改革目标和任务，当然，这样明确地强调发展民主政治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十分令人鼓舞的。
《21世纪》：有人担心，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期，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比较多，这时候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搞不好会“乱”，对此您怎么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具有怎样的战略意义？
俞可平：这里确实有个“两难困境”：一方面，我们必须维护社会政治的稳定，没有稳定就没有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安居乐业；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又要求政治体制进行相应的重大改革，政治体制的重大改革可能会影响社会政治的稳定。
如何走出这个“两难困境”，大家想了许多办法。我认为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进一步推进民主法治，特别是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让公民有更多的机会参与政策的制定，政府与公民之间就会确立真正的互信和合作。二是确立“动态稳定”观，将社会稳定理解为过程中的、变动中的平衡，而不是绝对的静止不变；变“以堵为主”的管理方式为“以疏为主”。和谐社会当然需要家庭和睦、邻里友爱、同事互助，但更需要社会团结、官民合作、上下同心。在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条件下，要达到这样一种社会和谐的局面，没有公平正义和民主法治是决不可能的。因此，我认为胡锦涛总书记把“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列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个要素之首，温家宝总理如此强调公平正义和发展民主，都是意味深长的。
《21世纪》：实现公平正义，要求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能够公平地参与国家政策和规则的制定。您认为在发展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方面，当前可以从哪些地方着手？
俞可平：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条件下，要真正实现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