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考察地方的吏治,着重点是对地方的官吏的检查。他给官员授权,允许越境奏事;可以越级监视,上下牵制,这种方法使雍正了解了很多的情况。诸如地方政事的好坏,官员中谁认真负责,谁搪塞敷衍。也使为官者人人震慑,不敢轻蹈法网。但是,雍正很讲究体制,他不允许下级超越职权。他一再告诫臣子:“今许汝密折奏事,切毋籍此挟制上司,而失属官之体。”
密折作为君臣间的私人通讯,可以无话不谈;臣下献议,皇帝先睹为快,可以通达下情,直接批上自己的意见;国家有所兴荣,臣下有不同看法,也可以婉转谏劝。奏折制只是一种文书制度。它虽是无形的,但比之某个官衙的设置所产生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一般的衙门的兴废。杨启樵先生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中认为:密折制是雍正推行专制政治的有效手段。之一,皇帝可以直接处理庶务,强化其权利;之二,有效地控制了官员,使他们互相牵制,效忠于皇上。密折制度牵涉到君臣间的权力的分配,是官僚政治的重大改革。
(3)情报网的由来
在雍正朝每一个具有奏折资格的人都有权向皇帝密告自己的同僚、下级甚至上司;同时在他监视别人的过程中,自己也被置于别人的监视中。雍正并不忌讳谈到告密,他标榜自己“朕励精图治,耳目甚广”。从现存的资料分析得知,他的耳目触角遍及全国各地。有以奏折制度为依托的明线,又有由特工所织成的若干暗线。一切都是无形的却又很制度化。其情报网组织的人员,一为科道言官和写奏折的官员;二为雍正所培养的一批御前侍卫;三为通过各种渠道推荐给各省督抚的书记、长随等。
探究雍正情报网的设立,起因有三端:一是政体上的原因。清代以族国立制,皇帝是臣子的最高主子。家臣效忠主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官员以取得与皇帝进行私人通信的资格为荣。二是受当时的政治形势所迫,这是直接的原因。康熙朝的储位之争在雍正初年的延续,造成了雍正了解民间动向的迫切性,也增加了他严格控制官僚们思想行为的自觉性。三可说是集权的需要,这是最本质的原因。
杨启樵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中指出:“君主专政时代,人君深居九重,与外界隔阂,政事则委诸大臣,但又恐所托非人,为非作歹,贻误苍生,甚或生觊觎之心,危及江山,因此不得不广布耳目,以周知庶务,通达下情。”按照他的观点,高高在上的皇帝并非高枕无忧。在他们的潜意识中都有一种危机感,生怕臣子不忠,生怕佞臣篡权,对每一点星星之火都要防微杜渐,随时扑灭,以免失去控制,形成燎原之势。
历代的特务机关都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诸如“诏狱”、“大谁何”、“丽竟门”、“不良人”、“侍卫司狱”、“内军巡院”等。最有名的当推明代的“厂卫”,其荼毒臣民的残酷和恐怖令人谈虎色变。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公开的任用特务,不得人心,且目标太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下情不能不周知,耳目不能没有。有此殷鉴,雍正所建立的情报网才有更多的创意。
雍正情报网监控的主要对象是臣子。雍正以为用人得宜则地方获治,此乃敷政宁人的根本。所在,他有一个基本信念,那就是对官员要不时体访,防其改节。他的用人政策有三个要旨:广采舆论、时加访察和乾纲独断。以广东省的官箴为例,略见一斑。广州提督王绍绪系宠臣鄂尔泰所荐,雍正也曾予以“明敏稳妥”的考语,但他疑惑王绍绪“偏于养柔,恐不能克胜现任”,因此命广州将军石礼哈“留心探听,便中据实奏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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