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

雍正四年八月，时任云贵总督的杨名时接到了朝廷颁发的一道上谕。雍正在上谕中毫不留情地点了查弼纳、杨名时、裴度、张楷、魏廷珍等督抚的名，责备他们“操守虽清而皆顾惜情面，将就求容悦于人，故内外之人皆称誉者甚多”。在说明了这种官场风气对吏治的严重破坏作用之后，雍正在谕旨中表扬了四个“模范督抚”——田文镜、杨文乾、李卫与诺敏，说他们“实心任事，整饬官民，不避嫌怨”。他还在谕旨结尾处说：“朕深望尔等为明达体用之全才，而深惜尔等为同流混俗之乡愿，故谆谆告诫，不惮周详。”

杨名时万万没有料到，自己竟然成了阻碍改革深入的“绊脚石”，他只记得自己殚精竭虑，做了许多赤诚为国的实事，并无“苟且塞责，姑息养奸”。难道自己在某些方面做错了，竟没有觉察?难道是皇上听信了谗言，对自己有误解?他心乱如麻，不明所以，思绪早已飞到了往昔的岁月……

一

顺治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661年1月24日)，杨名时出生于江阴朝阳关。他自幼苦读经书，以“端方耿介”自持，勉力追求“正己、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为了用科举成绩证明自身的价值，也为了表明“以匡正天下为己任”的决心，他一再推迟婚期，大有不中进士不结婚的气魄。几经坎坷蹭蹬，他终于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成为翰林院庶吉士。

随后，杨名时投身于康熙年间的名臣李光地的门下，李光地对他十分器重，在授课时曾经当众表扬他说：“志气强毅，临事有担当。外面却如田夫野老，甚好。”他认为，一个成就大事业的人，除了有能力、有学识、有政治资源之外，还必须有敢作敢当的气魄与坚韧不拔的意志，而杨名时正是具有这种成功潜质的人。

康熙四十年，在李光地的极力推荐下，杨名时被任为提督顺天学政，“虽流金之暑，见其阅卷，所著白布衫渍汗成浅皂色，不暇易。秉烛至夜分不卧，群笑其自取苦也”。这段记载，真实地再现了一个志士勤勉恪职的坚毅形象。

雍正改元之后，杨名时首次上请安折就收到了新皇帝的朱批谕旨回复：“尔向来居官任声名甚好，自兹莫移初志，益当勉之。”这说明，雍正对他印象不坏，可是，如今又为什么要给他定下“违道干誉”、“姑息养奸”的恶名呢?

杨名时哪里知道，雍正皇帝对他的态度变化，肇因于君臣之间往来的密折。

密折制度是康熙所创，到雍正初年已经定型。凡地方上有所兴革，该地督抚大吏必须先缮写“兴革意向”于密折之上，然后再派专人赴京呈上密折请旨，皇帝在折上写下密批旨意，再送还给“上折人”。即便皇帝已在密折上允准所请，也不能马上付诸实施。因为从密折的创意来看，它不过是君臣私下互通信息的一个秘密渠道，有利于皇帝迅速了解地方上的实情，遥控指挥督抚大吏，巩固皇权。但皇帝的个人意见还不能当作朝廷颁发的正式公文。正式公文的形成还需要督抚在吃准了皇上的旨意后，另行缮写可以公开的奏章，经皇帝批阅后交内阁评议，最后由皇帝综合各方意见决定是否准行。这是地方兴革得以实施的必经程序。密折与奏章的并行，可以确保在地方督抚大吏与中央阁部大官之间实现权力的制约，督抚不得借密折侵夺阁部之权，阁部也不得以“廷议”来阻碍督抚的兴革建议，最终实现在皇帝一手把持之下，国家机器高效运转的目的。

雍正登基之后，以务实求真、雷厉风行作为自己的勤政原则。他每天都要批阅大量的密折和奏章，少则一二十件，多则三四十件，而且有时为了表明自己的看法，他还要洋洋洒洒地细细述说，以至于有时批语比奏折本身的文字还多，这就导致他常常要工作到深夜。为此，他期盼各地督抚们所上的奏折内容务实，言简意赅，不利用密折频繁上奏，讨好皇帝，挟制上司，恐吓下属。

虽然雍正与杨名时素未谋面，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君臣关系还算融洽，雍正曾经亲手题字“清操夙著”赐予杨名时，以示褒奖。但同时，雍正也不太欣赏杨名时的工作风格，他认为杨名时“太软些”，有看重并依从下属的毛病。

雍正二年(1724年)十月，发生了杨名时在奏章中泄露皇帝密批的事件。这是雍正最忌恨的，因为这会导致内阁大学士在讨论地方兴革时，鉴于皇帝已有的看法而不敢提出自己的主张。雍正认为此举破坏了督抚与阁部的权力平衡，于是停止了杨名时的密折奏事权。

雍正三年夏，时任云南巡抚的杨名时为此上“请安折”，请云贵总督高其倬代为呈递，雍正不愿接受暗中道歉，公开下旨予以拒绝。在高其倬的点拨下，杨名时又上奏章，公开认错，称泄露密折并非故意，请求恢复密折奏事权。雍正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杨名时接到圣旨：“杨名时既知过失，恳切奏请，仍准折奏。”四月二十日，杨名时登上了宦海最高峰，成为兵部尚书、云贵总督兼云南巡抚。雍正在任命诏书上很有权术而又极为坦诚地说：“前因人捏陷尔奏之，朕偶失斟酌之，所疑今已明白，何罪之有?朕再不粉饰一时之误，枉罪汝也。朕之性情如此，不畏有过，但虑朕不能改耳。往事当释然于胸，不必丝毫系念也。”

表面看来，君臣两人的误会已经涣然冰释。杨名时也恭谢天恩，感激涕零，决定为国尽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惜，他高兴得太早了。

此时的雍正正在酝酿一个大动作。在解决了兄弟与他争夺皇位的遗留问题以及处理了隆科多、年羹尧等危险政敌之后，他将全部精力都集中到了整顿官场风气上。

康熙晚年，由于满足于现状，官场上的确出现了虚诈、迎合、粉饰、浮夸的污浊风气。许多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去办实事，只求一个廉洁安分的虚名。为了保证自己掌控的国家机器自始至终高效运转，雍正打算自上而下地铲除那些碌碌无为的“木偶”清官。此外，雍正对科举出身的文官也一直心存芥蒂，而对直言敢谏、特立独行，以道义自负而又“妄谈国是”的古代士大夫的清议传统则更是厌恶，他最不能容忍那种自许清廉而又保持独立人格的“海瑞罢官”式的行为。在他看来，这种“洁己沽誉”的“巧官”比贪官污吏更坏。因此，他的整顿利刃一旦出鞘，惩处的将不仅仅是没有作为的清官，更有那些心怀清流传统的持独立人格的清官。

而杨名时恰恰属于后者。他成了雍正“排除贯彻自己改革路线的人事阻力”的典型人物。雍正的理政风格是雷厉风行，而杨名时的风格则是春雨润物。雍正对此不大满意，因为他刚劲的政令每每到了杨名时的辖区就会被分解、柔化，而且杨名时还因此得到了百姓的赞誉。雍正觉得杨名时就是孔子口中的“乡愿”，即“德之贼也!”他对“乡愿”尤其反感，经常批评那种表面真诚谨慎，实则欺世盗名的人。所谓“打蛇打七寸”，雍正把整顿官场的第一刀砍向了杨名时等五个督抚大吏，用意十分明显，就是告诫他们最好识相点，操守清廉是必要的，但更应做到奴性十足——必须消灭自己的独立人格，绝对地服从皇权。

此时的杨名时，如果真的识相而隐忍不言，或者凭着官僚惯有的圆滑，表示诚心受教，勉力改正，那么此事很快就会被淡化。查弼纳、魏廷珍等人同样被斥为“乡愿”，日后并没有大祸临头就是明证。可是，杨名时做不到，作为一个严以律己且在儒学上很有造诣的士大夫，他不能违心地承认自己就是孔圣人所深恶痛绝的“乡愿”，相反，他要上书，他要争辩，他要表明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