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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雍正皇帝的用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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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林
摘 要：雍正帝笃信人才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因此，在官员任用上采取“量才授官，不限成例”的方针。这样，雍正朝的人事变动就显得相当频繁，然而用人的基本指导思想却是永恒不变的，即所用官员必须是被雍正帝认为是“公诚”的。所以，雍正用人原则可表述为在公诚基础上的论才技，不限成例。该原则的确立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
关键词：雍正帝；公诚；自卑心理
一般认为某个王朝的兴衰成败关键看其第三代继承人的所作所为。雍正帝恰巧是满洲入主中原的第三个皇帝，因此，他治理国家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满清王朝的气数。虽然，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以后雍正帝的口碑都不太好，但是，客观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雍正帝不失为清代卓有政绩的政治家。例如，他建立了一支精干、廉洁、素质颇高的官吏队伍，应该说，清代诸帝在吏治方面的建树要数雍正为最。
雍正帝当政伊始就推行他的“人治”政策。他认为“天下事，有治人，无治法，得人办理，则无不允协，不得其人，其间舞文弄法，正自不少”，[1](p83)所以，强调人是第一因素，而法律制度则处于从属地位。雍正帝所要做的就是按照自己的意志组建一支振作有为的官吏队伍，以便推行其政治主张，实现做一代“令主”的政治抱负。
一、公诚重于才干
在探究雍正用人原则之前，不妨先看几则雍正朝有较大影响官员的材料：
材料一：田文镜，汉军正黄旗人。康熙时以监生出仕，“有吏才”。[2]( p10337)雍正元年，因直言山西荒灾，得到雍正帝器重，后在雍正帝打击科甲朋党运动中受到重用。他不顾广泛的舆论攻击，坚定不贰地推行雍正新政。由于他对皇帝的忠心而屡受褒奖，被雍正帝视为“巡抚中之第一人”。[1](p487)死于雍正十年，善终。
材料二：蔡珽，汉军正白旗人，康熙朝进士。雍正做皇子时为扩展力量想方设法招揽对自己有利用价值的官员，蔡珽就是他再三争取的对象之一，可见蔡珽有才、有用。雍正时，蔡珽几经沉浮，最终因被怀疑与李绂等搞科甲朋党而获罪下狱。乾隆即位，平反获释。
材料三：鄂尔泰，满洲镶黄旗人，康熙朝举人。雍正在藩邸时曾要其为他办事被拒绝，即位后以“汝为郎官拒皇子，其执法甚坚”[2](p10229)的理由而开始重用他。鄂尔泰为报雍正帝知遇之恩，殚精竭虑、死而后已。例如在西南力行改土归流，又如为迎合雍正帝迷信心理而大搞祥瑞活动。鄂尔泰凭借出众的才能和事君至诚的态度极受雍正宠信，被视作“模范督抚”。病死于雍正十三年。
材料四：岳钟琪，汉族，四川成都人。行伍出生，智勇双全，屡立战功。雍正元年镇压萝卜藏丹津叛乱时深得雍正帝信任，多次以寡击众，荣立巨大功勋。年羹尧出事后接任川陕总督，由于该职位系要职而岳又是汉人，故颇受朝野猜忌。后在与准噶尔的战争中因用人不当等小过失而受到雍正帝极为严厉的制裁，被打入死牢。乾隆时，岳钟琪复出，再立新功。
以上四人有一共同之处：均有治才，受到过雍正帝青睐。雍正帝为满足革新政治的需要迫切想建立一支有作为的官僚队伍来执行其主张，因而重用有才能的人，摒弃庸弱老病的官员，所谓“量才授官”。当雍正帝的思想及措施与清朝定制发生矛盾时，他往往会不惜破坏定制，坚持“用人只论才技，从不拘限成例”[3](p78)的信念。例如，川陕总督职位自康熙十九年以来定制为满洲人员专缺，然而，雍正帝为了军事斗争的需要把该职位给了当时他信得过的有军事才能的汉人岳钟琪。当然，雍正帝除了要求官员能够顾全大局，目光远大，有出色的办事、组织能力外，也像历代封建帝王一样要求官员做到“清（廉洁奉公）、慎（忠诚谨慎）、勤（勤劳王事）”，即要官员兼有才能与忠诚。可见，雍正帝追求的是奴才加干才式的理想官员。然而，当官员的能力与忠心不能和谐融为一体时，特别是被认为忠心不牢靠时，那么，他是不可能被委以重任的。上述四人的两种不同的结局正好证明了这一点。
其实，雍正帝在强调官员“才”的重要性的同时，更是不遗余力地要求臣子“忠君”。他有创造性的提出了臣下立身行事，从事政治活动的基本准则——公诚，并且不厌其繁地为臣子阐明其中的道理，如四年九月，一月之中，面训九卿即达六次之多。试图以此使臣子“明于君臣大义，感戴朕恩，表里如一”、“失公失慎，共襄帝王之盛治”。[4](p151)何谓公诚，简而言之即为“事君以诚，为政以公”。[4](p171)诚，即忠君，无欺无隐、坦怀事君；公，即尽职，惟知有君、勤于王政。雍正帝强调公诚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突出皇权在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为了使臣僚对自己绝对忠诚和无条件服从。年羹尧、隆科多、李绂、蔡珽、岳钟琪……这些人之所以得罪，只是因为他们或多或少地冒犯了皇权。由此可知，雍正用人，才技固然重要，但这只是“技术性”要求，而公诚却是原则性的要求，是根本。讨论雍正帝用人原则不能只停留在唯才是举这一层面，更应该注意到深层次的前提条件：公诚。综上所述，雍正用人原则可归纳为：强调公诚基础上的“量才授官，不限成例”。
雍正帝为何要提出这么一个用人原则呢？这个问题可以一分为二：为什么要给具体的用人措施一个前提条件和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用人措施。对于后者我们容易回答，主要是出于革新政治、消除康熙后期政治弊病的需要。那么，前者呢？即为什么要强调公诚呢？
二、强调公诚的原因
雍正帝之所以大力鼓吹公诚思想或者说公诚论，除了封建帝王希望臣子服帖、听命、能为其分忧的共同心理外，主要是受到当时的主客观因素作用的结果。
主观上，由于雍正帝的自卑心理导致其权力贪欲强烈膨胀，这就要臣僚无条件地服从于雍正的意志。宣扬公诚思想恰好是满足这一要求的最佳途径。
帝王虽是万乘之尊，也有如同常人的自卑心理。例如，清朝文字狱之所以数量多规模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统治者的自卑心理。清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他们统治中国不符合汉族“内中国而外夷狄”、“尊王攮夷”的儒家文化正统观。因此，当他们日益被汉化的同时就会产生一种无法摆脱的自卑心理，为驳斥夷狄观于是大兴文字狱。[5](p75)雍正帝鼓吹公诚论，加强王权，其实也是受到自卑心理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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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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