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声明，就价值观念而言，笔者亦主张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引用陈寅恪先生的话说，就是学术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且笔者认为，学术界或者说是教授群体，实在是不妨将陈寅恪当初对科学院答复中的思想观点，即历史研究不宗奉马列主义，就明明白白的公开主张。陈先生对其主张是有一个解释的，笔者记忆中那解释的大意，所谓不宗奉马列主义，意指历史研究不能够先有一个结论，然后再去找史料来证明自己那结论。当然，陈寅恪先生是历史学家，其所谈也是历史学的研究。但笔者以为，陈先生之主张的精神是不妨碍至少是人文、社科学界的学者去实践的。换句话说，在笔者看来，对这精神的实践可以被理解为，不要任何一种外来的、西方的理论先行，然后在现实中国去寻找证明那理论的材料，而是应

　　当相反，扎扎实实的从对中国现实社会的了解开始，总结中国自身发展实践，从而从中国的经验事实出发，总结，提升，抽象出中国自己的人文、社会科学之理论。

　　也其实，这些意思并非笔者的发明，而是笔者从余英时、张光直两先生处贩卖来的。或许贩卖的未必十分准确也未可知，但大盖意思应当是差不离的。以笔者之愚见，学者教授能否由中国自身之经验事实总结提升抽象出中国自己之人文社会科学之理论，可以被理解为一学者教授自身思想能力之强弱。而坦白的讲，笔者认为，时下有太多的教授博导等头衔一大把的所谓学者，其思想能力其实很苍白。换句话说，恐怕其是否有能力用自己的学术能力折服学生实在是一件很值得的怀疑的事情。考虑到这种现实，笔者以为，谈论学术自由实在是需要能够做到教授和学生的权利平等。不能只有教授的自由，而没有学生反对教授之自由的自由。当然，笔者非谓学生有理由去寻找学术之外的力量，诸如求助于权力机构的做法（然而，如果

　　教授所谈者已非学术而是政治的时候，此就亦当别论了）。

　　接下来，笔者就想谈谈学术自由和批评政府的不同。首先抽象的“批评政府”意义十分模糊。抽象的批评政府当然是公民的权利，其实教授也没必要在此点上将自己和任何一个普通公民区别开来。笔者想说的是，有时候“批评政府”其实是可以被理解为“议论政治”或者说是“批评政治”的。那么，当一个学者、教授在其“批评政治”时，则其言论究竟是学术呢？亦或还是政治？在笔者看来，其言论恐怕就更具有政治的性质了吧？当然，不是说学者、教授就不能谈论政治，其实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谈论政治，但笔者以为，政治就是政治，学术就是学术，当你谈论政治的时候，就请最好不要再拉来学术做幌子。其一，难道政治就不能够光明正大的谈吗？其二，以学术为谈论政治的工具，最终的结果就是糟蹋了学术。

　　再接下来，笔者先扯远些。中国文人历来就有议政的传统，儒家所谓内圣外王，其外王就常常表现为旁观者的议政。如果其内圣的功夫好，则那外王的议政还好，而如果其内圣的功夫稀松，则外王的议政其实常常也就很不着调。这可谓是文人议政的弊端之一。弊端之二就是，文人一旦热衷于议政，也常常难免会为了议政而扭曲学术，感兴趣的读者自然不妨去翻翻章太炎当年对柳诒徵的夫子自道，看看其是如何为了议政而曲解孔子的。亦可以翻翻梁任公对其师康南海的批评，看看南海先生又是如何为了议政而歪曲学术的。这些其实搞近代史研究的人都不陌生。由此可见，学者热衷于议政，那对学术其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所以，笔者的意见是，学者所应抱以的学术精神或者说是学术态度应当是和政治保持一定的疏离，而不要太过热衷于所谓的议政。毕竟，学术是学术，政治是政治。把两者混杂在一起是一件很不靠谱的事情。学者总不能一方面强调政治对学术的不干涉，一方面自己又要以学术的名义而干政吧？如是则究竟是政治对学术的干涉呢？亦或是学术在找政治的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