搁下笔来，放下经典，摇摇晃晃惊悸莫名。杨炯就这样与京城挥手作别，有些朋友，甚至不敢招呼，不敢来送行的。

　　途中景色甚是迷人，途经三峡时，杨炯还作了好几首诗。虽然文章还是气势如虹，精美华章，可是杨炯的心里，却怎么也不是滋味：

　　悠悠辞鼎邑，去去指金墉。

　　途路盈千里，山川亘百重。

　　风行常有地，云出本多峰。

　　郁郁园中柳，亭亭山上松。

　　客心殊不乐，乡泪独无从。

　　——杨炯《途中》

　　他怎么能够快乐起来呢？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由于间接的政治牵连，莫名失官，其心境可想而知。幸好他平日还算沉默，不事张扬，否则，还不知是什么样的结果呢？在武后临朝的多事之秋，杨炯的沉默，为自己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事端。

　　五年之后。也许是才堪可用，也许是友朋提携，杨炯又重新回到洛阳的习艺馆里教书。

　　可是，骨子里的清高，加上贬官的经历，使他对世态有了更深的理解。性格中的冲动因子又隐隐泛上来，不吐不快的话，要说出来才心安。

　　口乃祸福之门。杨炯性情耿直，恃才倨傲，生来一副杂文家的性格，看不惯许多的事情，尤其看不惯某些官员的趾高气扬、矫揉造作，“每见朝官，目为麒麟楦”。人家问他，怎么像麒麟楦呢？他回答说，就像戏里的麒麟，哪里是麒麟，只不过是一头驴子，刻画头角，修饰皮毛，看起来像麒麟，脱了马甲，还是一头驴子。觉得这话不过瘾，又补了一句，那些没有德行学识的家伙，披着朱紫色的朝服，和驴身上覆盖麒麟皮，又有什么区别呢？

　　这些话，含沙射影，管事大人听了，自然不会高兴。杨炯回到京城不过两三年时间，就又被弄到很远的盈川当县令去了。
　诚如裴行俭所言，杨炯终于做了县令。令人感到惊诧不已的是，杨炯做官，竟然为政苛酷。杨炯做事以严厉著称，直肠子，直性子，不注意管理执事的技巧和方法。下边的人，稍有差错，不听话的，“辄搒杀之”，用棍子或者竹板子，打得血肉横飞。他的好朋友，后来当了宰相的张说，曾经专门开导过他，写过一篇《赠别杨盈川箴》，要他“才勿骄吝，政勿烦苛”。可惜这一番金玉良言，杨炯到了地方上就忘得一干二净。

　　关于杨炯的为官，新旧唐书一致认为是个厉害的角色，《旧唐书》中称他“为政残酷”，《新唐书》称他“以严酷称”。这里面大概有三个背景：一个是武则天时代，严刑峻法，酷吏较多，有些酷吏后来因为治事狠酷，竟得到提拔重用，因此滥施刑罚一度竟成了非正常状态下的常态；还有一个是家庭背景，他的一位堂叔叫杨德干，历任四州刺史，治有威名，犯了错误，一定是严惩不贷，手段也是相当的厉害，所以任所之内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宁食三斗蒜，不逢杨德干”。这对于杨炯，也不能说没有影响；第三个，也是由于个人心路历程和人生背景使然，杨炯被贬之后，心态失衡，又恰恰在地方上担任了几年司法参军，接触刑法较多，后来又经过几起几落，想必长期受到压抑，到了一定的自由空间内，就会不自觉地释放出来。有时候，时位之移人，不可谓不信。

　　不过还好，杨炯的县令总体上是当得比较顺的，除了心情烦躁，没有再出现什么大的变故，直到最后卒于任上，已经是十分幸运了。

　　杨炯下笔千言，文章汪洋恣肆。对于官名，是心有所向的，无奈不得其时。对于为文名，也是不甘示弱。杨炯的二十卷集子中，有不少碑文、祭文和序文写得不错，特别是许多赋作，空灵清远，旁征博引，文笔才情，俱在其中。

　　对于王、杨、卢、骆的座次排名，杨炯说“愧在卢前，耻居王后”。言下之意，排在年龄较大的卢照邻前面，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但名列与之同龄的王勃之后，心有不甘。在我以为，前半句还算中肯，显得谦虚，后面半句，就不好说了。王勃的天才文章，能与之比肩的，其时几乎没有。不过，杨炯提出一比，说出自己的想法，倒也是天生高傲的个性使然。

　　有一桩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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