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说来，杨炯研究是四杰研究中比较薄弱的，但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杨炯生平行迹研究 本世纪对杨炯生平进行系统研究开始于傅璇琮的《卢照邻杨炯简谱》和《杨炯考》，前文对杨炯的生平及其诗文作了初步的系年；后文则对杨炯一生中几个重要问题作了一些考辨。后文首先考证出杨炯应神童举是在显庆四年，其为校书郎并非由神童举及第而授，而是在上元三年应制举及第后才补授的；接着考证了杨炯的伯父辈的官职；然后稽引一些材料，对裴行俭评四杰这一件事作了考核，认为此事确实大可怀疑；文章还认为，杨炯与崔融等因薛元超之荐为崇文馆学士，及为太子东宫僚属，当从《旧唐书》的《薛元超传》及《高宗纪》在永淳元年，而非如《新唐书》杨炯本传在永隆二年；对杨炯后期的仕履，本书认为新旧《唐书》所载不仅有自相矛盾之处，而且还有漏略，故为之进行了辨析：一、其出为梓州司法参军即在垂拱元年四月至十二月之间，二、杨炯于天授元年秋已在洛阳武则天宫中习艺馆任职，三、杨炯当于天授元年秋至如意元年秋在洛阳，在此之后，则又出为盈川令，新旧《唐书》等所载杨炯由梓州司法参军佚满后选授为盈川令是不对的。

1982年张志烈发表了《杨炯孔庙碑文系年质疑》一文，该文对杨炯为蜀地孔庙撰写的《大唐益州大都督府新都县学先圣庙堂碑文》（简称《新都碑》）及《遂州长江县先圣孔子庙堂碑》（简称《长江碑》）的系年提出新的意见，值得注意。前此，一些研究者认为，这两篇碑文均写于杨炯任梓州司法参军任上（如钱学文、何承朴《初唐"四杰"与天府》），有的还具体系于武则天垂拱三年（687）（如傅璇琮《卢照邻杨炯简谱》）。而张志烈根据两碑内容，参照有关历史背景，认为两碑均写于唐高宗李治在世时。作者进一步论证说，由于《新都碑》称高宗为"天皇"，无疑当写于上元元年（674）八月以后。同碑又称来恒为"通议大夫、行长史"，而来恒自上元三年（676）三月已调任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故《新都碑》当写于上元元年至上元三年之间，如系于上元二年（675），是不会有大错的。《长江碑》"亦当与《新都碑》作于同时或稍后"。上元二年，杨炯年方二十六岁。杨炯自显庆五年（660），年方十一岁就待制弘文馆，直到上元三年应举中第、补授校书郎。两碑正写于应举之前不久。

祝尚书的《杨盈川之"盈川"辨》、《杨炯初入蜀年考》也是考证精审的论文。

此外，骆祥发的《初唐四杰研究》所附《初唐四杰年谱》及张志烈的《初唐四杰年谱》都对杨炯的生平行迹作了系年。

杨炯诗歌研究 人们对杨炯诗歌成就的论述似乎要多于对其生平的探讨。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各种文学史、诗歌史及唐诗研究著作，对杨炯诗歌的论述大多比较简略，然亦有可观者。如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说"他的诗像'帝畿平若水，官路直如弦'（ 《骢马》），'三秋方一日，少别比千年'（ 《有所思》），'离亭隐乔树，沟水浸平沙。左尉才何屈，东关望渐赊'（ 《送丰城王少尉》）等，也都是足称律诗的前驱的。"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则认为，"杨炯诗虽说与王勃同调，但辞彩却要比他高出一些，……他诗若《从军行》、《出塞》之类，也都不在王勃之下。"胡云翼《唐诗研究》认为，"炯为人颇恃才，诗亦有壮气。""就诗而论，杨炯或应列在四杰之末。"

五六十年代，人们对杨炯诗歌的研究稍有深入。如周祖譔《隋唐五代文学史》认为，杨炯"诗并不多，但其中有些五律诗却写得不坏。这些五言律诗大多是抒发作者自己政治上的雄心壮志的，而这些诗都是以边塞和战争生活为题材来反映的，因而气势较大，有一种激昂慷慨的情绪。"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对杨炯诗歌的成就评价较低："其诗大半为律体。七言没有，五绝仅一首。可知他在诗歌创作上，运用形式，没有前三人范围的广泛；即就诗才而论，亦较平弱。"刘开扬的《初唐四杰及其诗》一文对杨炯诗歌艺术的分析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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