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杰之一杨炯（公元650年—692年），华州华阴人。华阴汉时属弘农郡。弘农华阴杨氏自汉以降即为望族。杨炯的父、祖，号名、仕履虽俱不详，但他的伯父（名德裔）那一支，自北周起即在长安为官，历世皆为显宦。所以可以推知，杨氏一门，早在唐立国之前半个世纪，即已移居长安，长安固非杨炯之“籍”，却是他数辈家居之地。

　　杨炯幼时即聪明博学，善属文，高宗显庆四年（659年）杨炯九岁时，举神童。“神童试”是唐科举名目之一，《新唐书》：“凡童子科，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 《孝经》、《论语》，卷诵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可见“神童科”是专为少年聪慧者设立的一种考试科目。

　　唐高宗显庆六年（公元661年），年仅11岁的杨炯被举为神童，上元三年（676年）应制举及第，授校书郎。校书郎是秘书省的低级文官，其业务是典籍校勘、刊布、抄写等事。高宗永淳元年（682年），杨炯33岁时，充崇文馆学士。崇文馆学士的业务与校书郎相类似，可能只是职衔略高一些而已。后又任崇文馆学士，迁詹事、司直。武后垂拱元年（685年），降官为梓州司法参军。天授元年（690年），任教于洛阳宫中习艺馆。如意元年（692年）秋后改任盈川县令，吏治以严酷着称，死于任所。因此后人称他为“杨盈川”。

　　如意元年（692）七月十五日，宫中出盂兰盆，设斋分送各佛寺，武则天在洛南城门楼上与群臣观看。杨炯献上《盂兰盆赋》，称颂武则天“周命惟新”，并希望武则天作为“神圣皇帝”能够“任贤相，惇风俗、远佞人，措刑狱，省游宴……捐珠玑，宝菽粟，罢官之无事，恤人之不足”，成为帝王的楷模。
　杨炯恃才傲物，据《旧唐书·杨炯传》：“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炯闻之，谓人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当时议者，亦以为然。其后崔融、李峤、张说俱重四杰之文。崔融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与照邻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说曰：‘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

　　又据《旧唐书》本传记载，杨炯任官“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榜杀之。又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宰相张说有《赠别杨盈川箴》诗告诫他：“才勿骄吝，政无烦苛”。这一坦率的批评，显然是有所指的。约在长寿二年（693）杨炯死于盈川令任上。时年约四十四岁。

　　事实上初唐四杰中，杨炯和王勃的情况是比较相似的。第一，二人都是学问家兼文人，这与他们俱出身于家学渊源的学术世家有关（王勃的祖父王通是隋朝大儒，号“文中子”）；第二，二人多写作五言律诗。

　　杨炯的狂傲是有名的，据《朝野佥载》记载：“唐杨炯呼朝士为麒麟楦，或问之，曰：‘今假弄麒麟者，必修饰其形，覆之驴上，宛然异物，及其去皮，还是驴耳。无德而失紫，何以异是？’”杨炯以“假弄麒麟”作比，意在指斥“朝士”弄虚作假，但“假弄麟麒”一事，本是古代一种游戏。在节日庆典之时，将描绘好的麟麒皮，装饰于驴或马身上，藉以喜庆助兴。据说，俗语中的“露马脚”也是从此而来，因为马脚或驴脚难以包装掩饰，耍弄起来，难免露出马脚或驴脚来。

　　杨炯擅长写边塞诗，气势轩昂，风格豪放。明胡应麟《诗薮·内编》谓“盈川近体，虽神俊输王，而整肃浑雄。究其体裁，实为正始。”张说曰：“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也。”杨炯着有《杨盈川集》30卷。《全唐诗》存诗一卷，共33首。另存赋、序、表、碑、铭、志、状等50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