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坪垦荒 任教治学

　　陈诚回任后，对省政府进行改组，严仍任省政府委员，他移居宣恩县长潭河，坚辞委员职务，璧还委员薪金，不参加省府例会，向陈建议成立了“晒坪垦殖处”。他说：“晒坪垦田只是为了辟荒菜而致膏腴的倡导，为政者应当讲求生聚、利用、厚生之道，应不止是‘邑有流亡愧俸钱’的襟抱。”

　　他还在宣恩中学义务讲授数学。他的数学造诣颇深。他说，．在宣中任教有两个想法：一是应该大力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二是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准太落后了，今天的经世致用应大力提倡自然科学，才能促进物质文明的发展。 　　

　　严先生除在宣中任教，还从事学术著作。他好学深思，从爱国主义出发，对中国文化遗产有深入的研究，见解独特。他早年有些学术论著，包括《大学辨宗》一书在内，都未公开·发表。出版界名宿张菊生很推崇严的道德学问，抗战前曾劝他出版。严持谦逊态度，表示要待晚年再说。社会上一般人知其为名流者多，知其为学人者少。只有梁漱溟、钱穆、熊十力、马一浮等少数学者，知道严先生在学术上的造诣。

　　严先生研究《礼记·大学篇》时，曾就古本错简问题，提出与程颐、朱熹不同的见解，特加重编次。在他辞去代主席职务后，即着手撰著《“礼记·大学篇”考释》一书，以发挥他对中国学术史的见解。《“礼记·大学篇”考释》脱稿以后，严仅以自己的力量印了两百部，分赠图书馆和少数朋友、学生，未公开发行。董必武知道后，面托湖北参政员李荐廷带口信向严要这部书。严在赠书时，曾在扉页上写了几句话，向董老致意，把书交李转送。 向往延安 病逝恩施 　　1941年夏，由湖北省临时参议会选任严立三为国民参政员。1942年他去重庆出席参政会。据四期同学刘翔说，严先生曾应董必武之邀，拟访问延安，后因有人阻拦，未能成行。他与董老相知有素，但在重庆国民参政会开会期间，为避免蒋介石的耳目，相见握手而已，既不便倾谈，更不便会外往来。董老后来在挽联中所说的“形疏礼薄，难诉回肠九曲深”慨乎其言之，也包含上述情况。

　　严先生回鄂后，在给旧部郑桓武的信中说：“此番与会渝州，得与各方人士接触，深感数年来役苦于庶务之中，处于孤陋寡闻之地，以致眼界狭窄，意念消沉，殊不知神州大地，另有天地者在，行年五十而知四九非，我之谓也。”他所说的“另有天地者在”，当系指延安而言。

　　严先生体质赢弱，又以苦行僧自持。1938年在武汉时他正在中年(46岁)，我见他已露老态。他工作认真，批阅公文，接见来访，处理事务，事必躬亲。中午在省府吃一份客饭，即继续工作，往往早到迟退，不顾疲劳。我甚为他的健康担忧，但绝未料到，仅五二之年，染普通时症，竟一病不起，终结了他坎坷的一生。

　　1944年4月30日，严老师病逝于恩施沙湾湖北省立医院，病中，他多次要求医生勿为他的病多费精力，更不要为治他一人之病而影响其他患病群众的治疗，情辞恳切，闻者莫不感动。弥留之际，侍病在旁的贺有年，问严先生有无遗嘱，他睁眼点头，表示有话要说，但已话不成声。贺执笔铺纸，只记下：“有罪要火葬”五个字。“有罪要火葬”遗言虽仅五字，正表明他对祖国、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也包含着他对时局的忧虑和悲愤。

　　严先生与世长辞后，恩施各界举行追悼会，董必武从重庆寄去了一副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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