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26岁时写的《美芹十论》和31岁作的《九议》，现在读起来还是难得的佳作。其间从宋金两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个方面分析了北伐收复失地的可能与可行。尽管当时主和派占上风，他的建议未被采纳，但却为他后来成为主战派政治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要说辛弃疾有了这样的思想、理论及至于实践的基础，他应该十分执着于他的北伐事业，如遇不用当倍现消极才对。但是他不。当江西茶商赖文政起义，朝廷感到辛弃疾还是个有用之材，让他做江西提点刑狱时，他照样慷慨赴任，且三个月解决问题，诱杀赖文政，平息茶商军，干得干净利落又漂亮；38岁做江陵知府兼湖北安抚使时，他采取措施严治盗之法，使奸盗屏迹；40岁做潭州知府兼湖南安抚使时他整顿乡社、改革税法、赈法，且创建的湖南飞虎军，这支军队后来“为江上诸军之冠”，成了最具战斗力的地方军队之一；53岁他做福州知府兼福建安抚使时“厉威严，以法治下”，且整顿盐务、钞法，设置备安库，很短时间内就筹措了足够的钱粮军需；直到64岁（去世前4年）做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时他还兴农事、罢税官、整盐务、惜贤才，做了许多彪炳史册的事情。总之，我感到辛弃疾从政为官，几乎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在从政做官，他不在乎同僚的议论甚至皇上对他的迁黜，只要他认为对政通人和、富国强民有好处，他都大胆地做，大胆地闯，闯出了祸便坦然承担，敢作敢当。
当然这样做使很多人不舒服，有的是在辛弃疾的改革中触动了利益，对他恨之入骨；有的是让辛弃疾给比得昏聩无能，也对他嫉恨有加。说他“奸贪凶暴”者有之，说他“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者有之，说他“贪污酷虐”的也有之――但从乾隆年间铅山县志上得知，这个“贪官”死后竟“家无余财”，剩下的只有些诗词、奏议、杂著书稿――中国人容不得俊才之劣根时时处处不可得而灭之。甚至连在中国哲学史和教育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象山陆九渊，也在其间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一边写信与辛弃疾讨论政务，一边又将诬告信写给了足以影响辛弃疾命运的徐之谊，且用语十分恶毒。果然当年冬天，辛弃疾被罢免，且这一次就是十二年的赋闲。
看辛弃疾频繁地转任，不了解情况的还以为是皇上重用，实际多数是受了小人的鼓噪与诬陷。当然，辛弃疾的大大咧咧、我行我素也给了那些小人以诬陷的口实。尽管他屡遭小人暗算，但从来不把小人的暗算当回事儿。你让我做官我就要做事，你不让我做官也无所谓，但要我低眉折腰、随波逐流却做不到――辛弃疾的浩然之气从他“富贵浮云，我评轩冕，不如杯酒”之中便可找到准确的注脚。
这时我想起了台湾诗人余光中的名句：
酒入豪肠
七分酿成了月光
还有三分啸成了剑气
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当然，这是写李白的。但我分明感到，辛弃疾的爱国情怀、抱国志愿也因酒而被酿造得沉郁顿挫，潇洒风流，色彩缤纷。
壶里乾坤大。
辛弃疾的人生很是特殊，他豪爽做人，潇洒为官，数度起落，几经兴衰，在八任知府六任安抚使任职的过程中，极尽宦海浮沉，时有大起大落。虽然小人不断在他身边拨弄是非，把他整得十分尴尬十分狼狈甚至啼笑皆非，但他居然越活越受重视，越来身价越高。六十七岁（去世前一年）朝廷还要任命做绍兴知府兼浙东路安抚使，然而他真的看透了这一切，也厌倦了被人颠来倒去地整，上书辞掉了这一任命。六十八岁，也就是在他去世那年，主战派重臣韩侘胄当政，还要把这个重病缠身的老头子拉出来做兵部侍郎。他去世前几个月，朝廷先后给他加封朝请大夫、朝议大夫、枢密都承旨。去世之后，又追赠了四个官职。甚至在他去世后第二十六年，追赠光禄大夫；去世后第六十八年，又加赠少师，勅谥“忠敏”。
官场上人走茶凉的定式在辛弃疾身上表现得如此悖逆，实在不可思议。固然有主战主和此起彼伏的影响，但对于辛弃疾的人生来说，的确是太具有讽刺意义了。
辛弃疾所受的教育是非常正统的教育，生活的环境又是酝酿慷慨悲歌的环境，正义加血性，常常会把人引向极端，再加上如此雄才大略，设身处地想一想，我们实在难以想象他一次次被政治风波抛入谷底时的那种感受，实在不知道他是怎么挺过来的。
然而他的确挺过来了。不仅仅挺过来的，还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脍炙千古的名篇佳作。
究竟是谁帮助他度过了一次次的难关，是谁一次次地为他抚平心灵的创伤，让他的人生负载具有那么好的弹性？这时候，我不由自主地又想到了酒。
我常常想，中国古代特别是唐宋以降，文人在文化哲学上，多数都是脚踩两架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