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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不准由镇江北渡，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部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 12月7日，蒋介石又正式批准了军令部在11月14日拟定上报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计划》。8日，又以何应钦、白祟禧名义发出《齐电》，再次强令八路军、新四军限期开赴黄河以北。10日，蒋介石又密令顾祝同："（一）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该长官另予规定路线亦可。（二）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限期（本年12月31日）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顾祝同接电后，心领神会，立即派其参谋处长岳星明到徽州秘密召开军事会议。拟定了"于苏南方面对敌伪及匪军采取守势，以主力逐步构筑碉堡，稳进稳打，摧破皖南方面匪巢，务求彻底肃清之"的进剿计划。
12月16日，在久攻曹甸不下的情况下，华中总指挥部下令撤出战斗。曹甸战役未能达到预期目的，这使皖南新四军面临的处境更加险恶。
总之，我们认为，对皖南新四军失败的责任问题应分两方面考察，一方面，项英犹豫迟疑，率部滞留皖南，致使皖南新四军错过北移时机，在北移行动中又措置失当，擅离指挥岗位，对皖南新四军的失败应负主要责任，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时局判断存在某些失误，又未能及时解决叶、项矛盾，因而对皖南新四军的失败也负有一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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