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胡耀邦总书记被迫去职后，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与《人民日报》社长秦川在中南海散步时突然说出的话。在政治生活长期不正常的中共党内，这两句话代表着这位元老内心里厚重的郁结和深沉的坚守，也是他对自己一生最好的概括。

　　习仲勋曾经四次被毛泽东盛赞，两度蒙冤，三次起身反“左”，惊心动魄，宠辱不惊。他是改革开放当之无愧的先驱，在党的老资格干部中，属于坚定的改革派，思想开明，正直不屈。

　　斯人已去整整十载，其子习近平恰好在此时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掌舵国家最高权力。人们在对习仲勋的纪念中，也寄托着对后者深切的期望。

　　荣与辱

　　习仲勋1926年投身革命，他同高岗、刘志丹等人一起创建了陕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1934年，才21岁的习仲勋就已经是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主席了。

　　1935年9月开始，陕北根据地发生了极“左”的肃反事件，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人纷纷被捕。

　　据习仲勋回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人被迫害致死。”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制止了错误的肃反。否则，习仲勋等人已经被活埋在土坑中。

　　毛泽东见到习仲勋十分惊讶，原来这位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是“这么年轻”。习仲勋有很高的政策水平，头脑清醒，办事干练，这些都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之后习仲勋受到重用。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习仲勋被委任为西北局书记，毛泽东说：“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1952年初，全面主持西北地区党政军工作的习仲勋被毛泽东评价：“如今已是炉火纯青了。”同年7月，习仲勋亲赴西北，争取藏族头领项谦的归顺，妥善地解决了民族争端。毛泽东对习仲勋说：“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习仲勋主政西北时期表现出很高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毛泽东想调任习仲勋担任中央宣传部长，对林默涵和胡乔木说：“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在斗争频繁的政治环境中，这些赞誉远远没有诋毁来得轻易。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卷入“《刘志丹》小说问题”，继彭德怀后，成为“翻案风”中又一个“挂帅人物”。

　　党的“理论权威”康生诬陷说习仲勋“授意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为高岗翻案”。康生在全会中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条子，被毛当众念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要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金口一开，在劫难逃。康生借此作为毛主席的语录，对习仲勋等人上纲上线。很快，习仲勋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

　　“这真是晴天霹雳，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习仲勋在回忆录中写道。毛泽东并没有看过小说《刘志丹》，但他一句话决定了习仲勋等人很长一段时间的命运。从此习仲勋被剥夺职务，失去自由，被迫害长达16年之久。1965年，他被贬到洛阳矿山机械厂改造；1966年冬，他被红卫兵抓到西安和老家陕西富平等地批斗；1968年1月之后，他由北京卫戍区“看管”；至1975年春，再次被下放到洛阳继续接受审查，直至1978年中共开始“拨乱反正”。

　　痛批土改“左”祸

　　习仲勋曾经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错误肃反，又在共和国遭受十多年的迫害，对“左”倾危害有着切肤之痛。不论是在中共革命胜利之前，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他都始终保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跟风，不盲从，在“越左越好”的政治环境中始终对“左”的那一套保持清醒的头脑。

　　1947年10月，以“废除封建剥削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为目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施行。但在土改的过程中，各解放区普遍发生了“左”的倾向，“削削削，削尽土豪劣绅；杀杀杀，杀尽贪官污吏”成为响亮的口号。

　　主持西北局工作的习仲勋对此忧心忡忡，到各地深入调查，结果十分震惊：一些农村不加区别地平分一切土地，把财产较多、生活较好的农民当土改对象；把已转化为农民的旧地主富农又拉出来斗争，甚至把在我方任职的公教人员，其家中缺乏劳力者，也定成地主、富农。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的现象十分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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